朱清時委員試答“錢學森之問”

    第二階段，中科大開始引進各種人才，把教師隊伍換了一遍，還引進了國外人才，但還是不行。

    “他們到了中國又變了，也競爭經費、競爭成果獎，也發表論文去了。因為規章制度和體制在那裏，他們的前途在那裏，他們對講課也沒興趣了。”朱清時委員顯得很無奈，“所以橘子在南方叫橘，在北方叫枳，這是中國一個古話，説得很貼切。”

    第三階段，朱清時發現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各種規章制度和體制。“所以我們開始提倡去行政化，不要由誰的官大誰説了算。評職稱驅使老師像運動般幹各種行為，這都是行政行為，都是行政官員的政績工程。”

    由此，他開始要求大學追求學術，按照學術規律來推動學校的事情。可是，仍然磕磕絆絆。

    第四階段，他又發現了更深層次的問題。“關於教育的一些規定已經法制化了，我們走一走就碰到法律法規的邊界。”他説，“這時我才意識到，過去制定的有些不利於教改、不利於教育發展的內容必須改掉，這樣我們才可能順利發展。”

    由此，才有了南方科大突破制度障礙的嘗試。“現在我們一些教育法律法規是三十年前制定的，那時候並不懂‘研究型大學’，也不懂得錢學森所説的‘創新型人才’培養。以那時經驗制定的法規，就卡死、堵死了創新人才培養，堵死了新型大學的發展之路。”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朱清時委員認為，要想回答這一“世紀之問”，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完善有關教育法規。

　　“我一生是個探索者”

    朱清時講得耐心，記者們聽得入神。可還是有人堅持不住了，只聽一個記者對另一個説：“能不能挪一挪，我已經單腳站立很久了……”

    有人繼續提問：“南方科大沒有拿到招生證就開始招生，大家都説你很勇敢，你自己怎麼評價？”

    “我一生是個探索者，我就喜歡探索真理。”朱清時委員説，“招生對國家對人民有好處，對民族復興有好處，這種事情你就得冒著風險幹。”

    最後一個問題：“您怎麼理解幸福？”

    “我從來沒想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一個人能夠把時間精力投入做一件好事，推動社會進步，這是很令人興奮的，也很有成就感，當然就是很幸福的。”朱清時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