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代表委員關注“流動的花朵” 呼喚教育公平

製圖：蔡華偉

　　對話人：

　　王 鍵委員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

　　王玉芬代表 （湖北省翔宇教育集團董事長）

　　魯善坤代表 （重慶市第一中學校長）

　　周洪宇代表 （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

　　【閱讀提示】數據顯示，現在進城務工人員多達2.4億，他們的背後是多達1500萬的隨遷子女，每8個城鎮兒童中就有一個是流動兒童。這些孩子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義務教育、順利融入城市生活，關乎社會和諧、教育公平。

　　“高門檻”緣于資源少

　　【難點】：國家已經確立了解決流動兒童接受義務教育“以流入地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的政策，但優質學校資源稀缺、某些定點學校距離較遠、打工子弟學校條件太差等現象依然是現實。

　　王鍵：“高門檻”的設置是資源不足的顯性體現。政策的出臺表明了國家對解決流動兒童接受義務教育問題的決心，但硬體設施差、師資力量薄弱等情況不可能在短時間得到解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應當大力加強農村的教育資源。

　　許多進城務工人員將孩子帶入城市，甚至還有部分務工人員進城是以讓孩子享受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為目的，都是因為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相對較差。如果城市和農村在教育資源，尤其是在義務教育階段，能夠平衡、協調發展，對於進城務工子女上學難問題的解決，將有很大幫助。要將政策落到實處，為更多孩子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王玉芬：對進城務工人員來説，子女進城上學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城市高物價水平下的“家庭單獨租住”的成本和基本生活消費的壓力，還有城市學校較高的顯性和隱性的求學成本。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難，除了他們的自身經濟壓力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現有城市公辦學校在資源配置、學校布點、教學內容，包括作息時間等等方面也沒有太多考慮進城務工隨遷子女的需求。

　　有學上，而且要有好學上

　　【難點】：一些地方要求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時，需要提供五證或者三證，但是，其中的一些證件需要進城務工人員回老家才能開具。這些規定無形中將一些孩子再次擋在學校的門外。

　　王玉芬：現在緊要的是如何落實好政策。在數量上，嚴格要求公辦學校向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敞開校門，改善現有打工子弟學校的條件，大力扶持民辦學校，鼓勵支持社會力量捐贈籌辦學校；在經費上，建立完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共教育經費流轉制度，當他們的子女離開流出地時，其相應的教育經費可參照社保資金的方式流轉，為其在流入地就讀提供保障，減輕流入地政府及學校的財政負擔。

　　王鍵：戶籍制度是國家人口管理的重要制度，所以各地政府可以考慮與居住權挂鉤。比如以半年為期，規定那些在一個地區工作半年以上的進城務工人員，其子女就可以享受在當地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義務教育，不應該區分城市還是農村，東部還是西部，是公民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

　　魯善坤：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難的問題，應該有一種督導和評估的機制。通過這種機制，監督地方政府承擔該責任的落實情況，督導範圍要涵蓋硬體投入、教學質量、師資力量，並要跟蹤評估，保證他們能“有好學上”。

　　在南京市，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入學，跟當地居民完全是同等的，叫“三同待遇”，就是同城待遇、同班教學、同等的教學質量，這些經驗值得借鑒。

　　呼喚以人為本的制度設計

　　【難點】：國家的義務教育法保證了進城務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但他們在流入地無法參加高考仍然是一個難題。由於各地上大學機會差異較大，問題的解決也“相當複雜”，需要全盤考慮、審慎推進。

　　周洪宇：我認為可以建立一種合理的積分體制。即選擇一些必要的因素，將這些因素按照不同的權重進行積分。比如，父母子女從流出地到流入地的時間的長短佔30%，子女在流入地讀書的時間長度，佔30%，父母對當地的貢獻的大小，比如納稅總量，佔30%，是否在當地有住房、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情況等其他因素佔10%。教育職能部門每年公佈當地高等教育資源供需的總體情況，每個適齡兒童及其父母在入學前一年便可以了解該情況和自己的排名，以決定是否在當地參加考試。

　　王玉芬：我們可以逐步變“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機制為常住地人口為主的教育管理體制，流入地政府要把常住人口納入城市公共服務範圍，突破戶籍限制，試點開放城市高中階段教育和以後的升學制度，建立保障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受教育的長效的教育管理體制。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已經提出，要制訂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我認為可以從一些城市進行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