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將收入增長列為“硬指標”

　　備受關注的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今年終於迎來重大突破。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被認為是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舉措。
　　接受《經濟參考報》採訪的專家表示，應對當前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等現實有清醒認識。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中的問題突出表現為收入低、差距大和欠規範，其背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體制改革不到位和分配秩序不規範。“十二五”期間應對收入分配改革這一宏大的系統工程進行頂層設計，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讓利於民的制度體系。

　　問題　收入差距被拉大　分配秩序不規範

　　當前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現實正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近日遞交了一份關於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建議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將城鄉居民收入和勞動者報酬增長作為主要的約束性指標，其中，“十二五”時期居民收入年實際增長率應不低於8%。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對記者表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中的突出問題首先表現為收入低。在國家、企業、個人之間的利益分配中，個人所得明顯偏低，勞動者報酬佔初次分配的比重、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也一直在持續下降。
　　根據相關數據，我國勞動者報酬佔初次分配的比重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41.4%。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另有統計顯示，2000年至2008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而職工的工資年僅增長15.7%。
　　“這表明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是嚴重失衡的。”鄭功成分析説。
　　與收入低並存的現象是收入差距正在逐漸增大。據國際權威報告測算，我國基尼系數從2000年開始就已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近兩年已攀升至0.47。
　　另據相關統計，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已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逾12000元，如果考慮實際購買力及享受公共服務水平等因素，差距還遠不止於此。不僅如此，我國細分行業最高收入行業與最低收入行業差距由前些年的7、8倍擴大到近年來的十幾倍，“這在國際上是少見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接受《經濟參考報》採訪時説。
　　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持續擴大，有數據顯示，198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區是最低地區的1.77倍，2009年擴大到2.42倍。
　　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中的另一突出問題是分配秩序不規範。蘇海南認為，這主要表現在一些用人單位拖欠剋扣勞動者工資，不少用人單位同工不同酬現象十分嚴重，事業單位和某些國有企業制度外發放的收入多，壟斷行業企業還發放名目繁多的福利待遇，一些要素市場收入分配不規範等等。
　　接受記者採訪的代表委員普遍認為，收入分配失衡推動了財富分配格局的失衡，這給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帶來了較大的負面效應。鄭功成表示，低收入群體的規模龐大，不僅民生難以繼續改善，居民消費能力也無從提升，消費不能保持剛性增長，經濟發展就失去了原動力，外貿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便不可能向內需驅動型尤其是消費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産業結構優化亦必然受滯，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態勢必然受到嚴重影響。而利益格局的失衡與收入分配秩序的不規範，又將人們追求財富增長與積累的心態引向了不利於依靠勞動來追求社會財富增長與個人財富增加的邊緣，勞動報酬長期偏低與持續下降，正在損害著勞動本位、勞動致富的正常發展定律，甚至使人們的擇業追求與致富努力方向正在發生巨大變異。

　　原因　經濟結構不合理　體制改革不到位

　　收入分配領域的一系列突出問題已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重視。連續幾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都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2010年的會議更是強調，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方案，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事實上，黨的十五大以來就已多次提出要規範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我們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總的看，效果不夠明顯，上述問題仍然存在且呈現繼續惡化趨勢。個中癥結，值得深思。”蘇海南説。
　　在鄭功成看來，導致收入低與差距大的原因之一是經濟結構不合理，産業結構與經濟結構決定著收入水平，結構越落後收入水平越低。
　　以廣東為例，他去年通過調研獲得一些數據顯示，在工資收入水平最高的金融業、信息傳輸與計算機服務、科技、電力燃氣及水供應等四個行業的勞動者僅佔總數的8.2%，而在工資水平最低的農林牧漁業、住宿餐飲業、建築業、製造業等四個行業工作的勞動者則佔總數的51%，“大多數勞動者從事低端産業，居民的整體收入水平必然偏低。”
　　就整體而言，由於投資、出口、消費比例不協調，一、二、三産業結構不合理，造成勞動力結構不合理。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第三産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佔比已從最低時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第一産業富餘勞動力被擠進第二産業，造成第二産業勞動力供過於求；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財富增長相對緩慢。
　　在經濟或産業結構因素之外，鄭功成進一步提出，經濟或産業結構雖然是收入低的重要原因，卻不能構成收入差距擴大化的正當理由，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根本原因應當是體制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領域中的不公與不規範，即國企改革、戶籍改革、就業體制改革均還未到位，而初次分配長期向資本要素傾斜，再分配長期向城市傾斜，社會財富分配長期向強勢群體傾斜，隱藏在現象背後的其實是制度安排的歷史局限性沒有及時得到修正和轉型期的無序狀態沒有得到有效治理。
　　此外，蘇海南還認為，這些年來，我們的收入分配政策設計缺少系統性，沒有一個最高層機構總抓分配改革，工作中有關主管部門又沒有形成高效的合作，這也是造成其收效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出路　構建讓利於民的制度體系

　　專家表示，針對失衡的利益格局與失范的收入分配秩序，必須儘快多管齊下地採取一攬子措施。
　　蘇海南分析説，收入分配是一個大系統，其構成因素有分配主體、分配內容、分配手段、分配結構、分配水平、分配關係等，涉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領域，包含國家、企業、居民三者分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機關、事業單位和各類企業職工工資分配等多方面內容，且與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調整等多方面相互聯絡，並受其制約，必須統籌考慮配套改革措施。
　　鄭功成也認為，這是一項需要綜合利用立法、行政、市場、司法乃至道德手段等多種工具才能奏效的宏大系統工程，必須在普惠民生目標明確、公平分配思路清晰的前提下進行頂層設計，再在綜合配套的條件下堅定有力、持續漸進地推進。
　　事實上，相關改革跡象已漸露端倪。去年已有江蘇、浙江、廣東、福建、上海、天津、北京、山西、山東、湖北、寧夏、吉林和陜西等省、市、自治區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地方漲幅超過20%。
　　今年稍早些時候，房産稅改革在滬、渝兩地開始試點，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有關負責人就房地産市場稅收政策調整答記者問時明確指出，改革和完善房産稅制度，對個人所有的住房恢復徵收房産稅有利於調節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
　　除了完善相關稅收政策和改進最低工資標準外，鄭功成表示，就當前而言，收入分配改革的當務之急還在於改革就業體制、提高就業質量，打破壟斷、變革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製度，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加大對民生福利的投入，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步伐、充分發揮其調節收入分配綜合功能以及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明確劃分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的界限等諸多方面。
　　蘇海南呼籲，“十二五”規劃應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用相關指標進行明確，“比如‘兩個比重’要提高多少個百分點等”。他進一步表示，以規劃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就收入分配領域中的一些重大政策做出一些原則規定，繼而在規劃和改革方案的指導下，有關部門制定相應收入分配改革具體操作細則，這樣最終將使得收入分配改革具可操作性並落到實處。
　　據披露，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轉來《發展改革委關於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報告審議意見的報告》。報告表示，有關部門將在深入分析我國收入分配現狀的基礎上，抓緊研究出臺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指導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