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有助結構調整和産業升級

　　繼去年年中華南發生勞資糾紛和全國多個地區相繼上調工資引發各界對中國“劉易斯拐點”是否來臨的爭論之後，今年春節之後再現的“民工荒”又成為熱點。值得注意的是，與往年勞動力短缺最明顯的是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餐飲服務業和建築業不同，今年中西部企業也開始加入勞動力爭奪大戰。對此，3月1日在香港通過視頻會議系統接受本報記者採訪的野村證券中國經濟學家孫馳預計，中國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的局面有助於經濟結構調整並促進産業升級，但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大通脹壓力。

　　根據3月1日公佈的2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就業分項指標從1月份的49.0微降至48.9，與廣泛報道的春節後“民工荒”現象相吻合。

　　孫馳認為“民工荒”突出了三個重要問題。首先，由於中西部地區的成本低廉而且基礎設施不斷得到改善，原來主要在沿海地區運作的國內和跨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向內陸轉移或擴張，在當地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中西部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已經縮小了中西部和東部的工資差距。從凈收益來看，更高的生活成本可能已讓去東部地區打工不再那麼具有吸引力。

　　據悉，全球最大的電子元件製造企業富士康，已經在武漢、成都、鄭州、晉城和太原等中西部地區開設了工廠，在此過程中創造了數萬個工作崗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2009年農民工在東部務工的月平均收入為1422元，僅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4元和72元。而同期東部城鎮家庭每月消費支出則為1196元，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349元和357元。

　　其次，農民工短缺突出了人口問題。數據顯示，年齡在10-19歲的人群即未來勞動力佔總人口的比例在過去20年裏一直穩步降低，從19.9%降至13.5%，而年齡在50-59歲的將逐漸退出勞動力隊伍的人群佔比則逐漸提高，從7.8%升至14.0%。重要的是，2009年前者的比例(13.5%)首次低於後者(14.0%)，表明總勞動力佔人口的比例很快將見頂回落。而且由於現在受教育時間更長，這也減少了勞動力的實際規模並提高了工資預期。

　　儘管如此，孫馳對本報記者表示，鋻於城鎮化、工業化的過程還沒有完成，現在斷言中國已經出現勞動力從過剩到短缺的轉捩點———“劉易斯拐點”還為時尚早。她説，“劉易斯拐點”實際上有兩個，即工資增長後勞動力供給會繼續呈現，或者就業條件改變導致勞動力供給略有增加的第一拐點，以及不管條件提到多高，勞動力人口總增加數依然下降的第二拐點。“中國目前面臨的是第一個拐點。由於農業的生産率非常低，還有很大的提升潛能和空間。這會更多地釋放出目前還在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讓他們參與到工業部門中去。”她如是説。

　　世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高路易和巴克萊資本中國經濟研究主管彭文生也持有類似觀點。高路易此前曾對記者表示，不僅在中國的農村，城市也有剩餘勞動力。那些認為中國已經出現“劉易斯拐點”的人混淆了勞動力需求的週期性上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彭文生則認為，“劉易斯拐點”可能是一個持續多年的漸進過程或轉折階段，而不是一個突然的變化。

　　孫馳認為，“民工荒”現象凸顯的第三個問題是，與父輩相比，在2009年佔比已經高達61.6%的新一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對工作的需求也更多樣化，除了想要不錯的薪資，也看重福利待遇、工作環境和職業發展。

　　根據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調查結果，當被問及外出就業目的時，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分別有76.2%和34.9%的選擇了“出來掙錢”，而80年代出生的僅有18.2%選擇了此項目。

　　那麼，中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上述趨勢對宏觀經濟將産生何種影響呢?

　　孫馳認為，中國農民工在工資方面議價權的增大屬於不可逆轉的結構性變化，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大通脹壓力。據悉，2010年全國最低工資平均提高了20%以上，且多個省市計劃將未來五年最低工資翻一番。在這種情況下，孫馳認為，生産率增長要趕上工資增長越來越困難，而消費佔GDP的比例將很快開始提高，從而減少經濟過剩産能。所有這些都指向更高的結構性通脹壓力。

　　“這可以從CPI數據中窺見一斑。實際上，今年1月份CPI中與勞動力價格更密切相關的服務類價格同比增幅已從去年1月的0.2%上升至4.6%。”孫馳如是説。

　　另一方面，孫馳還認為，勞動力短缺導致的工資迅速上漲會刺激未來的家庭消費，特別是低收入家庭的消費，從而幫助中國經濟結構朝著消費方面調整。另外，工資上漲將迫使企業增加生産附加值並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在呼籲要朝這個方向發展，但因為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作後盾，企業之前進行産業升級的動力較弱。産業升級後，企業能夠更好地滿足教育程度更高的勞動力的需求，包括提供的工作以及薪酬。”孫馳説。

　　作者：袁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