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備受關注 “協商民主”破解政改難題

　　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備受世人矚目。“兩會”上的選舉民主、協商民主相得益彰，更加有利於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潛質——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發的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專門性文件。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開創人民政協工作新局面，更在於站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高度，立足中國國情，總結實踐經驗，破解政治體制改革難題，開拓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的新路。

　　“政治上創造”的成績不小，但難題多

　　鄧小平同志30年前就説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30年過去了，“經濟上趕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舉世公認；而“政治上創造”的難度似乎要大得多。不僅西方對我們民主政治建設的進展批評、責難甚多，我們自己也並不滿意，甚至有幾分焦慮。

　　西方敵對勢力的批評和責難，既表露了他們習慣用其政治制度的模式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絕對標準，來對中國照搬照套、削足適履的政治天真；更包藏了他們希望將“顏色革命”從蘇東推到中亞、從中亞席捲非洲，再從非洲蔓延到中國，搞亂中國、顛覆中國的政治禍心。對此我們要頭腦清醒，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不因人家的説三道四、風吹草動而亂了自己的方寸。

　　我們的不滿和焦慮，乃出自於“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責任心。一方面應該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不僅歸因于經濟政策的成功，也表明我們的政治制度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制度保障，自有其合理性和優越性，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上不必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十年後我們黨將100歲，共和國也將72歲。70多年對一個國家來説並不算老，而對一個年屆百歲又連續執政70多年的黨來説已是資格很老的了。世界上這樣的黨並不多，能長治不衰、青春永駐更罕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新的十年直到本世紀中葉，黨將面臨如何長期執政、再創輝煌的考驗。中國能否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抓住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行關鍵時刻的衝刺？作為當代有良知有責任心的中國人，都應懷著中華民族終將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夙願，參與我們這個飽經憂患的偉大民族的集體沉思，並付諸行動。

　　最需要關注、需要沉思的莫過於，在民族復興大業即將實現之時，我們如何避免功虧一簣，如何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毛澤東同志早在新中國建立前夕，在與黃炎培先生的“窯洞對”裏就説過，我們找出了一條新路，這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從毛澤東、鄧小平同志所預言、所期望的民主政治建設著手，按照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我們的黨將煥發出更大的活力，我們的社會將像上世紀80年代初一樣釋放出又一輪強大的生産力。

　　“協商民主”在中國早已有之，為何又説是“一條新路”

　　民主政治建設，人類文明可資借鑒的成果多、教訓多，各方面見解多、主意多，我們自己的頭緒多、要辦的事更多。我以為，只要符合國情的路，就堅決去試、大膽去闖，善於審時度勢，開拓進取；只要卓有成效的事，就堅決去辦、認真去辦，善於總結經驗，揚長避短。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指出，“在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進行廣泛協商，體現了民主與集中的統一。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堅持和完善人民政協這種民主形式，既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又體現了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的優秀文化傳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善於運用人民政協這一政治組織和民主形式。”與“選舉民主”相配合、相協調、相補充的“協商民主”，儘管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開始實踐了，現在中央進一步強調和規範，是要為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開拓出一條新路，為實現“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進行新的“政治上的創造”。

　　上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在反思選舉民主不足的基礎上，也曾在學術界研討過“協商民主”的理論，為何説“協商民主”主要是中國的“政治創造”？且不説中國早就有協商民主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國共産黨實行協商民主的偉大實踐和豐富經驗，舉世罕有其匹。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協商建立的。中國有世界最大的協商民主的固定平臺——各級人民政協組織，各黨派、階層、界別、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內外華人代表，按照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要求，通過政協組織參與政治協商。在中國，協商民主作為與選舉民主並列的一種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國家都未曾見到、不可比擬的持續性、廣泛性、實踐性和有效性。

　　既然“協商民主”在中國早已有之，為何又説是“要為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開拓出一條新路”？這是就中國政治建設的實踐需要和未來走勢而言的。美國未來學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國大趨勢》一書中提出，美國實行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一種“橫向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國文化傳統和國情。而中國實行的民主制度，則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國情相適應，這是一種中國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中國人民自下而上的參與相結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奈斯比特稱之為“縱向的民主制度”。他認為這與西方的“橫向民主”截然不同。因為西方人想到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時，腦海中出現的是一個橫向結構，由無數個“個人”“平等地”選舉出自己的領導。而“縱向民主的主要優點就在於，能夠使政治家們從為了選舉的思維中解放出來，以便制定長期的戰略計劃。”奈斯比特認為，這一模式顯然是中國30年成功的一個重要保障。“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領導一個如此龐大複雜的國家走出貧窮、實現現代化了。”如果中國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橫向民主”體系，那麼大量精力會被浪費在競選的爭鬥之上，大批候選人會提出無數個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而且，手握選舉權的中國人根本沒有民主決策的經驗，“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初期的蘇聯就是這種狀況。”在中國，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混亂，這是珍視和諧與秩序的中國人所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中國沒有以民主改革的名義使自己陷入政黨爭鬥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黨執政體制內進行了調整。通過傾聽自下而上的聲音並且保持高層的決策權，中國以這樣的政治體制才能走出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