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陳村監委會的圖片宣傳，其成立後曾被央視等媒體報道。

　　■ 核心提示

　　8月13日，浙江省下達《浙江省村務監督委員會工作規程（試行）》通知，標誌著該省在全國率先推廣“村務監督委員會”制度。

　　在此之前，浙江省的武義縣後陳村實施“監委會”制度已有6年。由於監委會對村官的監督，村裏招待費從二三十萬降至幾千元；實施頭一個月，工程招標節省30萬元。

　　武義縣在全縣推廣“監委會”制度時，也遇到各方阻力，在省領導的批示下，武義經驗被逐步推廣。

　　如今有村民反映，後陳村監督力度下降。監委會主任開始聽村幹部的話。同時省裏新下發的文件要求，監委會主任由黨員擔任。有人表示監委會的獨立是否還能保持。

　　武義縣紀委官員稱，很多問題還需用時間來檢驗。

　　10月16日，武義縣後陳村，連續下了幾天雨後，終於出晴。一個監督村官的民主治理模式在這裡試驗，已經歷時6年。

　　這個模式被學界形容為“三權”分立，它在村支部的領導權、村委會的行政權之外，另設立監委會（全稱“村務監督委員會”），以監督村幹部執行村務。

　　談起這項試點，駱瑞生神情複雜。這一制度曾為他帶來榮譽，也引來不少非議。

　　他曾是武義縣副書記、紀委書記，現任武義縣政協主席。

　　他是武義縣農村“監委會”制度的推動者，他目睹著這一制度從2004年的村落自發試點，到後來被省市乃至中央部委重視的全過程。

　　今年8月13日，浙江省下達《浙江省村務監督委員會工作規程（試行）》通知，標誌著全省將推廣該制度。

　　駱瑞生並不認為該制度已完全成熟，相反監督如何持續，監督意識如何深化到村民的文化與觀念中，將會是個更深刻的問題。

　　緣起：一個村莊的救贖　

　　後陳村徵地獲千萬元資金，村幹部“揮霍”村民上訪，新任支書派人監督力挽危機　

　　在駱瑞生看來，後陳村之所以能率先出現監督村官的意識，和當地的經濟狀況有一定關係。

　　後陳村，屬武義縣白洋街道辦事處。全村347戶，近900名村民。城市化為該村帶來大量徵地款。2004年前，村裏陸續被徵用約1000畝土地，村集體能支配的徵地款有上千萬。

　　後陳村村委書記何榮偉説，村幹部掌握的資金，超過當時一些街道和縣裏的幹部。

　　但是，村集體的大額資金，無人監管。

　　“村裏都是書記説了算。”何榮偉説，當時後陳村一年招待費用要二三十萬。吃飯、發煙，所有開銷書記和村主任兩人商量就行。

　　各種矛盾日積月累，後陳村這個昔日的紅旗村，變成武義上訪第一村。憤怒的訪民擁堵到鄉鎮，去市裏甚至北京告狀。

　　當時街道紀委書記徐向陽記得，村民不滿村裏財務公開制度和村幹部做法，跑到他辦公室鬧。

　　後陳村有塊沙地，承包出去40畝，沙廠違規挖了50多畝。村民們去問村主任和書記，兩人不聞不問。何榮偉説，“後來得知，是沙廠給他們送了禮。”

　　村民為沙廠的事情鬧起來，鄉鎮幹部趕過來調停。鄉長的車剛到門口，就被村民掀了。警方來控制局面。村民把警車砸了。

　　該村的村支書被處理　　

     2003年下半年，當時在街道工業辦公室任職的胡文法臨危受命，赴後陳村任村支書。

　　“開始不願意去，村裏形勢已大亂。誰去做書記都惱火。因為我是後陳人，組織還是讓我去。”胡文法説。

　　胡文法記得，他剛去後陳村，開村民代表大會，就像參加批鬥會，四下都是村民的批判聲。

　　他想建立一個中立組織，作為村幹部與村民交流的仲介，重新恢復雙方的對話。

　　於是，後陳村出現了“財務管理小組”。小組成員共5人，村民選三名代表，村支部和村財務各出一人。

　　財務支出不僅要村主任書記簽字，還要財務小組審核簽字，才能入賬。同時，村裏把財務賬單張貼在村辦公樓圍墻外，任何人都能看到。

　　此後，後陳村上訪量大減

　　時任武義縣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的駱瑞生，正在基層調研。他説，由於基層權力監督缺失，上訪不斷，一年處理了5名村支書。

　　駱瑞生聽説了後陳村的“財務管理小組”，隨後帶隊駐村了一個月，進行調查，最後決定形成制度將其固定下來。

　　抵觸：村官不滿無權報銷

　　按規定監委會簽字，村幹部才能報銷；有村民稱“有村官為此吵了幾天嗓子也吵啞了”　

　　在駱瑞生的引導下，後陳村的村務監督成為了一套制度，“監委會”三個字正式浮出水面。

　　監委會成員3名,必須是村民代表

　　程序是，先由黨員、村民代表大會選出4名候選人。再由村民代表大會投票選舉出3名正式成員，票數最高者為監委會主任。

　　監委會最重要的權力，就是財務上的簽字權。當地村民説，村幹部們曾為監委會的簽字權吵了幾天，一些人吵得喉嚨都啞掉了。有的人甚至説：“村幹部不能報銷發票，會直接影響到村裏穩定。”

　　這一爭議最後在縣委的介入下，才確定下來。駱瑞生認為，監委會如果沒有簽字權，監督就會落空。

　　2004年6月18日，後陳村召開村民代表會議，通過《村務管理制度》、《村務監督制度》，監委會制度正式成型。

　　監委會每月要審核村裏的財務賬單,簽字後方能報賬。

　　“這也是村幹部們最抵制的一點。”當時的村支書胡文法介紹，村財務支出分為兩塊，第一塊是報銷。報銷發票需要有4個人簽字，當事人、監委會主任、村主任和村支書，這樣才能拿到錢。

　　第二塊是入賬。每逢月底，需要監委會三名成員將所有發票審核並簽字後方能入賬。“入賬了，才能算數。否則你拿到錢也得退回來。”胡文法説。

　　自從監委會成立後，村裏的招待費銳減，從每年二三十萬減到只有幾千元。按照新規定，村裏接待縣和街道幹部，每人伙食標準20元，買煙喝酒自費。

　　“今年，後陳村的招待費也只有5000多元。”何榮偉説。

　　“監委會實際上是對全體村民負責。”駱瑞生説。

　　除了黨務會議，後陳村的監委會列席所有村務會議，還能對違反規定的決定提出廢止建議。

　　2004年12月3日，武義縣第一批的76個村開始試點，設立監委會制度。

　　當時怕村幹部不適應，特意規定了一個簽字額度1萬元——凡是超過1萬元便需要監委會簽字才能報銷。

　　時任縣紀委黨風廉政建設辦公室主任的鐘國江説，當時制度範本發到各村。有的村就將簽字額度1萬元，改為5萬元。甚至有些地方把監委會列席村務會議的條款都去掉了。

　　“這些情況，後來又被我們整改回來了。”鐘國江説。

　　如今，武義縣完全取消了簽字額度，任何費用，都需監委會簽字才能報銷。

　　妥協：監督受挫可“救濟”

　　按規定，若監委會和村支書意見分歧，向上級部門尋求幫助；有人認為監督還不夠獨立　

　　駱瑞生在設計這項民主監督時,也碰到現實困惑

　　監委會必須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那麼監委會又如何監督黨支部裏的村支書？

　　駱瑞生想出的“妥協”辦法是，監委會不參與黨務；而當村支書在執行村務時，監委會就能監督。

　　而另一個問題讓駱瑞生更棘手。

　　如果監委會與村“兩委”（即指村支部和村委會）發生分歧怎麼辦？

　　據了解，武義縣曾經有個村，村支部組織黨員，以考察名義去北京旅遊。該村監委會得知後，不給其報賬。

　　按規定，只有村“兩委”具有召開村民代表大會的權力，村“兩委”不召開村代會，監委會也無法將問題公之於眾。

　　駱瑞生在制度設計時，定了一條救濟制度，如果村委會不召開村代會，監委會可以向上一級求援，比如向街道，或再向縣政府尋求“救濟”。

　　鐘國江説，有的村確實出現過，監委會與村“兩委”有意見分歧，後來該村監委會就尋求街道“救濟”，街道不予理會，他們又來尋求縣紀委，縣紀委助其召開了村委會，解決了問題。

　　採訪中，有監委會成員對監督權的獨立性産生疑問，他説，監委會遇事尋求上級領導，那不成了上訪？而且，上級領導偏袒村幹部怎麼辦？

　　事實上，制度設計中，監委會還有一個彈劾權——它可以根據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見提出對不稱職的村委會幹部的罷免建議。

　　後陳村現任監委會主任陳岳明説，這一權力6年來從未使用過。

　　“不可能用到這個權力，誰會真的去用？”陳岳明説，彈劾也需提請村支部同意，然後由村支部報上級黨委、政府，方能啟動。

　　責難：被指“亂監督”

　　有村官認為一兩百發票，沒註明用途，監委會也小題大做；專家稱監督給當權者帶來不適　

　　後陳村成立監委會，並未贏得一致的稱讚。

　　有的村幹部認為，監委會在亂監督，“一兩百發票，確實沒有註明用途。事項沒有説清楚，監委會也大做文章。”

　　有的村幹部認為，監委會越權，越過村“兩委”班子，決定村務。

　　監委會被認為越權的事，和張舍南有關。

　　張舍南是後陳村監委會的第一任主任。

　　2004年，後陳村要建廠房，時任村委會主任陳忠武的親戚承包鏟砂，費用以小時結算，120元一小時。一個多月後，當時的村支書胡文法發現鏟車越開越慢，砂越鏟越少，錢卻照付。

　　張舍南便帶人調查，並當下就將鏟車喊停

　　此舉遭到許多村幹部非議。他們認為，監委會只有權力調查，而沒權力喊停鏟車，因為按程序，監委會只能通報村“兩委”，讓村“兩委”來處理。

　　張舍南也為這事感到不平。張説，有村幹部認為他是“狗叼氣球”炫耀（當地土話）。用這件事來顯示監委會權力有多大。

　　張舍南認為，監委會的存在給村裏節省了很多支出。

　　駱瑞生説，後陳村監委會成立之後不到1個月的時間裏，在工程招投標方面省下了30萬元。

　　在鏟砂方面，張舍南提出對鏟車公開招標。但在招標時，村主任的親戚大鬧會場，把參與招標的鏟車司機趕了出去。最後，仍由原先那個村民承包鏟砂，但每方砂的價格降到3.48元，每天節約成本約160元。

　　採訪中，武義縣一名官員稱，其實很多意見針對的並不是個人，而是監督帶來的不適。“在官本位向民本位轉化的過程中，改革的阻力大多來源於當權者。”

　　阻力：“選我，卻不信我？”

　　武義全縣推廣，很多村支書反對，省領導批示後，監委會得以推廣　

　　後陳村推出監委會制度，引起媒體關注。《南方週末》、央視《新聞調查》和新華社紛紛駐村調研。媒體認為，後陳村的民主實踐邁出重要一步。

　　2005年3月，後陳村監委會開始換屆，而張舍南則意外落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