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遺熱”陡然升溫 重金申遺為保護還是為GDP

　　隨著“中國丹霞”地貌在第34屆世界遺産大會上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申遺熱”陡然升溫。一些備選項目籌集鉅資欲“放手一搏”，另有一些緊鑼密鼓加緊進行項目包裝……目前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內的35個景區正式備選“申遺”。

　　“申遺”究竟是為提升遺産價值、增強社會保護意識，還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坐收漁利、追逐政績的手段？各種議論隨之而起。“新華視點”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申遺”不惜成本 保護“捉襟見肘”

　　“中國丹霞”地貌申遺專家組近日“曬出”了一張賬單：涵括申遺本身、設施建設，以及景區綜合治理在內的各項費用達十幾億元。其中年財政收入不過2億元的湖南緉山所在地新寧縣為“申遺”共投入4億多元，銀行貸款1.55億元。

　　一石激起千層浪，而此種一擲千金的“壯舉”早已屢見不鮮：廣東開平碉樓為“申遺”花費1.36億元，河南安陽殷墟投入2.3億元，山西五台山單是景區整治和搬遷就開支8億元……在國家項目資金、地方財政撥款、銀行貸款等的包裝下，申遺項目都成了“重金打造”。

　　然而，相對於“申遺”期間巨大開支，“申遺”後保護費用稀缺已成普遍現象。從北京五大“世遺”曾高達32億元的修繕資金缺口，再到兵馬俑博物館年均僅幾百萬元維護費用，眾多“世遺”的“待遇”一落千丈。

　　長城早于上世紀80年代後期就入選世界遺産，談到位於大青山頂的秦長城遺址，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處長王大方就感到痛心。近年來開礦和人為破壞對該段長城局部造成摧毀性破壞，可由於經費緊張，遺址又多在人少偏遠的地方，長期以來缺乏維護。從去年開始文物部門克服困難安排的一百萬元保護資金只是杯水車薪。

　　中國文物學會世界遺産研究委員會秘書長丹青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國遺址保護費用稀缺現象比較嚴重，項目賬面上的保護費用許多實際也用於他處。資金配備體制不健全、層層盤剝分流、商業盈利意識大於保護意識是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

　　據介紹，雖然一些熱門景區遊人如織，門票收入可觀，但落實到保護上的資金極為有限。 除去上繳政府、財政、旅遊公司和維持人員開支的資金，平均用到遺址資源保護上的資金連門票收入的10%都不能保證。據統計，雲南石林風景名勝區2006年至2008年3年間門票收入9億多元，而用於景區日常維護的經費佔門票收入不到10%。

　　與此同時，一些遺産項目申辦後急於擴容，有的甚至搞破壞性開發，被限令整改後拆除成本又佔了一部分維護費用。僅張家界和石林用於整頓景區秩序、拆遷違規建築的費用就高達數億元。

　　採訪中記者發現，儘管許多項目在苦於缺乏維護費一事上各有説辭，但公眾並不買賬。“為什麼在申報期間不惜成本，申報成功了就吝惜保護費用？為什麼上面要求保護環境可以不講投入産出，保護世遺就捉襟見肘？”內蒙古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潘照東説。

　　申遺者熱情高漲 老百姓看法不一

　　我國自1985年加入《世界遺産公約》以來，已擁有40處世界遺産，位列世界第三。而每個項目單是前期的規劃編制、研討論證、國際諮詢等動輒就要花費成百上千萬元。

　　只有“申遺”一條路麼？是不是沒有“申遺”的項目就得不到百姓認可和相關保護？相對於官方的熱情和巨大投入，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公眾對日益升溫的“申遺熱”褒貶不一。

　　許多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申遺”本身是件好事，如果優質遺産能夠通過這種方式提高知名度並提升大家對其的了解和保護意識，那麼皆大歡喜。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別是對“申遺”初衷和由此引發的景區門票漲價提出質疑。

　　上海一家國企部門負責人劉險峰説：“‘申遺’成功是國家的榮譽，自然遺産豐富的我國申報理所當然，但公眾最擔心的是——又要漲價了。現在很多地方動輒一兩百元的門票相對於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例太高，不免有斂財之嫌。”

　　北京市民李金剛説：“普通百姓沒有渠道表達看法意見，對‘申遺’的目的和作用也不甚明確；另外，幾乎所有項目都沒有向公眾公佈，費用不透明都不知道納稅人的錢花在哪兒了。”

　　粗略統計一下近年來身陷“漲價門”的景區，就不難發現公眾的擔憂並非沒有原因。例如：申遺成功後的石林，門票從先前的140元調整到175元，黃山旺季門票由200元上調為230元，一些著名景點的門票價格都在“申遺”成功後一路上揚。

　　鄉土建築保護專家、原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陳志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有些“申遺”之所以“變味”，源於有的申請者動機不純，對遺産的價值、性質、功能和傳承性缺乏認識，單從局部利益出發，導致遺産的人工化、商業化和城市化，嚴重損害其價值。

　　專家表示，世界遺産是全世界的財富，是自然和祖先留給後人的精華資源。必須以“明確價值、保護優先、科學展示、嚴格管理”為宗旨，讓世世代代的人們享受到原作的價值。

　　“保護動力”向左 經濟效益向右？

　　為維護世界遺産“權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將“嚴格保護、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時建立了監測機制，“世遺”一旦受到某種嚴重威脅，可列入《瀕危世界遺産名錄》，甚至除名。

　　儘管有嚴懲措施，丹青卻仍對一些“世遺”項目的現狀表示擔憂：一些地方在商業利益和不良政績觀的驅動下背離了保護遺産、傳承後世的初衷，在經濟利益誘惑下演變成“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遺産蛻變為“産出效益”。

　　這似乎成為“申遺”成功後的普遍現象：一旦某地的項目被列入世界遺産，其品牌效應便迅速放大，成為旅遊業的“金字招牌”。“申遺”的意義，很大程度上被放大為對GDP的貢獻率，並被遺産所在地政府津津樂道，而進行有效的遺産保護卻被拋在腦後。

　　以1997年“申遺”成功的山西“平遙古城”為例，門票收入從“申遺”成功當年的125萬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萬元。旅遊綜合收入從1997年的1250萬元增加到2008年的6.7億元，旅遊收入佔當地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不到1%增長到2008年的13.91%。

　　而在1997年當選為世界文化遺産的雲南麗江古城，申遺成功後遊客數量連續多年年均增長10%以上。2009年旅遊業收入88.66億元，同比增長27.49%。旅遊業對當地GDP的貢獻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北京大學世界遺産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指出，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産本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具有不可複製和不可替代性。但在不良政績觀的驅動下，必然會出現“重申請輕保護”的現象，靠大搞旅遊開發來換取經濟利益。有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即便申遺成功，一些世遺終將難逃被毀命運。 據新華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