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美欲使中方為危機買單 搞垮中國實體經濟

　　美國在給中國下套

　　欲使中國為金融危機買單

　　《中國經濟週刊》特約撰稿人| 鈕文新

　　一條所謂的“經濟邏輯線”，極具霸權主義特徵的“強盜邏輯線”，就像一條無形的繩索試圖捆綁著中國經濟。

　　從目前甚囂塵上的“中國經濟責任論”，到與之一脈相承的“順差國責任”、“債權國責任”、“儲蓄國責任”以及“能源消費大國責任”、“碳排放大國責任”等等一系列強加給中國的“義務”，都是這條邏輯線上的“點”，穿起這些“點”的目的，無非是讓中國成為此次金融危機的“最終買單人”。

　　更惡劣的是，為了使“中國經濟責任論”獲得更為廣泛的認同，他們不惜以“中國經濟威脅論”離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使“霸權”的邏輯更具殺傷力，讓中國付出更大的經濟代價。

　　邏輯線很長，我們需要一步步地理清過程，看透“霸權”如何一步步地誘導世界並最終達成倚強淩弱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用充分的事實告訴世界，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元兇是美國，是美國過去30年一直奉行、並強加於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價值觀，及其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産業分工的相關政策。

　　可以肯定地講，過去30年，美國人不僅用“綠紙”換走了所有“順差國”（包括中國、日本、德國、中東、東亞、東南亞等）的資源、環境、勞動等一切他們需要的財物，而且其“綠紙”的強勢地位和無度發行，還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引爆了害人害己的全球金融危機。

　　但現在，擁有霸權思維慣性的一些美國人，反而把“失衡”的罪責強加給“綠紙”的被動持有者。他們的“霸權邏輯”是——你們必須把所持有的“綠紙”還給美國，全球經濟就恢復平衡了。

　　其實，這些美國官員和學者，根本沒有興趣去追究全球經濟失衡的真正原因，也沒有興趣去區分什麼人該負怎樣的責任，而只是憑藉其嫻熟的危機公關謀略和慣有的霸權邏輯，將罪責強加於中國，最終讓包括中國在內的受害者為其製造的全球經濟失衡買單，為美國的經濟敗局買單。

　　從“引導輿論”到“出牌要價”

　　先把鏡頭拉回到一年多前。

　　2009年4月初，G20首腦首次匯聚倫敦，共同商討救助世界經濟的共同行動綱領。就在這次峰會之前，剛剛上臺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向世界作出了一個試探性的動作，他在登上“空軍一號”前往倫敦之際，出乎預料地拋出了一個試探性的説法：金融危機的源頭在於全球經濟失衡。

　　此言一齣，世界的預感是“美國可能會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去應對危機。於是，各國輿論群起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並同時強調和論證金融危機的根源是華爾街的“金融監管無力、金融大鱷貪婪無度”，言論矛頭直指奧巴馬的“失衡論”。表面上看，奧巴馬的聲音受到了壓制，其本人也以較低的姿態高調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奧巴馬的“失衡論”真的就此偃旗息鼓了嗎？沒有。

　　2009年9月，當G20首腦準備再次聚首匹茲堡的時候，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以及一些親美的西方政要和經濟學家開始發難。他們的矛頭直接指向“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只言結論、不説論據”地拋出新説法：高儲蓄率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而全球經濟失衡又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所在。就此給金融危機貼上了“經濟失衡是原罪”的標簽。明眼人都明白，顯然這一論調的主要針對對象就是中國。

　　此番論調亮相之後，白宮堂而皇之地為G20匹茲堡峰會拎來了一份提案——建立世界經濟新框架。按奧巴馬本人的説法，這個“框架”的核心就是：確保全球經濟重新恢復平衡。

　　巧合的是，似乎是為了迎合“奧巴馬提案”，抑或是幫助美國向世界解釋“奧巴馬提案”的目標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施特勞斯卡恩和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開始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強調“平衡”是何等地重要。與此同時，“白宮”新舊兩代高級官員“走馬燈”似地穿梭於世界各地，解釋美國“再平衡政策”的針對性和必要性。

　　自此，世界的輿論也開始轉風使舵，《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等英美各大媒體一時間組織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評論報道，“一邊倒”地撲向了對“失衡”或“再平衡”問題的討論，其核心是“貿易失衡”。

　　無獨有偶，當一些國家明白了美國人“再平衡”主要不是針對自己，而是針對中國的政策意圖之後，也加入了這場“鬧劇”，并冀望于借助美國的力量為自己分羹一杯。

　　明爭暗奪開始了，中國成為巧取豪奪的對象。

　　這場經濟戰爭的邏輯是這樣的：首先把“中國經濟不會在金融危機中受到太大衝擊”的説法，改寫為“金融危機下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然後分析説，為什麼中國經濟可以一枝獨秀？因為“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中佔了便宜”；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在金融危機中佔到便宜？因為“中國多年執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政策，有意壓低人民幣匯率，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而“全球經濟的長期失衡，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越積越多，長期吃虧，所以才導致金融危機”。

　　於是，最終的結論是：既然中國是全球經濟失衡的製造者，既然全球經濟失衡是這場金融危機發生的主因，那中國就必須拿出實際行動，承擔“全球經濟失衡的負責”，為“再平衡”支付代價。

　　接下來的環節便是，什麼才是中國必須拿出的實際行動？第一，重估人民幣，並使之大幅升值；第二，多進口、少出口；最重要的是：到我們的國家來多買東西。這便是美國人最後亮出的“底牌”。

　　“綁架”人民幣匯率

　　遏制中國經濟

　　“謊話重復千次就是真理”，美國人不僅深得此道，而且也是屢試不爽的拿手好戲，因為他們掌握著全球輿論話語權，甚至是“輿論霸權”。

　　為什麼説是“綁架”？讓我們一起回顧一下今年的6月19日，即中國“重啟匯制改革”前前後後的過程。

　　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為了避免發生各國間貨幣競爭性貶值，避免美元過度喪失信用，避免因人民幣資産吸引力過大而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過度缺血，中國政府選擇了敢於負責的態度，有意收窄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並藉以推動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重新活躍。

　　但是，中國的義舉並未滿足美國人的胃口。當“歐洲主權債務”這張“牌”成功地打壓了歐元、重塑了世界對美元的信心之後，中國成為下一個目標——這個曾經不惜血本救助過美國的恩人。

　　這次還是奧巴馬總統首先出面。今年年初，他告訴美國人，並明示國會，在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他將“長年累月，不停地勸説中國政府”。也正是從那時開始，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日益加大，國會、學界、政府、工會分別開始演唱不同的聲部，並有意無意中煽動了國際上意欲分羹者的隨聲附和，一時間構成了人民幣升值大合唱。

　　為何選擇這個時機施壓人民幣升值？

　　首先，國際經濟形勢開始緩和，尤其是歐元被成功壓制之後，美國不再擔心美元被拋售了；其次，美國深知人民幣盯住美元只是臨時性政策，恢復彈性是早晚的事。所以，必須趕在人民幣匯率恢復彈性之前向中國施壓，虛晃一槍。

　　按照心理學的分析，這樣做的結果是：即便恢復人民幣匯率彈性完全是中國政府在執行既定的匯率政策，也一定會給世人留下中國屈服於美國壓力的印象。這不僅可以向世界再度炫耀美國的實力，而且在客觀上給世人以“中國認同失衡論”的錯覺。

　　不得不佩服美國人的高明，不得不感嘆他們的危機公關之道。他們太知道如何利用媒體、利用輿論，把別國的經濟行為導入自己的利益軌道。

　　難怪，如今IMF也不再遮遮掩掩，直接站到了前臺，無視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在GDP中的佔比不斷下降，且在今年年底有望降至合理水平——4%的事實，也無視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堅持在與中國2010年度“第四條款”磋商（Article IV，是IMF與成員國進行的年度雙邊磋商，IMF的工作團隊前往成員國收集相關經濟和金融信息，並與該國官員探討經濟發展和政策的相關問題）報告中，再次用了大量篇幅對匯率問題進行闡述，認為：人民幣幣值仍然“顯著”低估，並稱升值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影響只是“陣痛”。

　　IMF好像十分喜歡看到發展中國家經歷“陣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IMF強迫受災國政府實施極其痛苦的緊縮政策，理由是：這僅僅是“陣痛”，這樣的“陣痛”有利於這些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但12年過去了，人們看到的事實是，這些受災國在“陣痛”中丟掉了大量發展機會，甚至至今仍在“陣痛”中困頓。

　　做個假設，如果中國這次也接受“陣痛”的建議會怎樣？

　　中國正在經歷重大變革，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産業結構的調整都將在客觀上增加中國的經濟風險，而人民幣大幅升值帶給中國的“陣痛”，是否會使中國經濟“滅頂于青黃不接”？

　　IMF恐怕永遠不會對中國提示這樣的風險。全世界都知道這個公開的秘密：IMF只是一位前臺表演的“木偶”，後臺的提線者是美國。前不久，IMF已經幫助美國人借用“歐洲債務危機”成功地遏制了歐洲的經濟潛力，現在可以再用匯率問題“遏制中國經濟”（注：加息和升值都屬於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以保持美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比較優勢”。

　　有關“貿易平衡”的

　　霸權主義邏輯

　　美國也好，IMF也罷，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一個國家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對匯率定價作用早已經過時了，那種“通過貨幣的升值或貶值實現貿易平衡”的理論推演，也早已被歷史事實多次否定。比如日本、德國，上世紀80年代至今，其貨幣大幅升值了一倍有餘，但貿易順差不僅剛性存在，而且有增無減。

　　既然如此，美國和IMF為什麼依然使用這一過時的理論攻擊中國？顯然，理論正確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用——它可以把中國的經濟行為導入美國的利益軌道。

　　為什麼日本、德國的貨幣升值並沒有縮減他們的貿易順差？為什麼中國現在也呈現出同樣的特點？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貿易模式。

　　中國對外貿易的67%是“加工貿易”——來料加工之後再出口。這種“兩頭在外”的貿易方式中，中國僅僅扮演了一個加工廠的角色，並註定了“進口貨值小于出口貨值”，從而形成“加工廠國家”的貿易順差。但這個順差僅僅是中國的加工費，是中國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環境和勞動而換來一點可憐的收入。

　　與之相反，這一貿易模式的“加工商品的主權國”當然是貿易逆差，但這個逆差僅僅停留在國家層面，而宏觀上則賺到了“低通脹率”，微觀上那些“加工商品真正的主人”——跨國公司，更是大幅降低了加工成本，賺得盆盈缽滿的真金白銀。

　　做個極端性假設，倘若中國是百分百的加工貿易，那麼，貨幣升值是否會使這樣的貿易達到“進口貨值等於出口貨值”的所謂“平衡”？只有一個辦法：中國免費向外國人提供一切資源，而且工人不吃不喝，一分錢工資不掙。

　　還有一個假設，可以讓加工貿易達成“平衡”：請奧巴馬總統勸説美國企業，統統離開中國、回歸美國本土去生産襪子、鞋子、帽子，去組裝電腦硬盤，去加工毛絨玩具，那樣不僅可以實現中美貿易“平衡”，還可以讓美國的就業問題獲得解決。

　　顯然，上述兩個假設都是荒唐的。不過，既然加工貿易順差只是虛假的順差，中國政府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國際社會，改變貿易統計方式，從貿易的統計中剔除加工貿易所形成的順差，只計算“一般貿易是否平衡”。

　　一般貿易，是指完全由各國自主生産並出口的商品。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許多年來，中國的“一般貿易”順差基本處於進口額等於出口額的平衡狀態，今年上半年則已經出現了370億美元的逆差。這説明，中國的貿易是吃虧的，其過去30年間建立起來的貿易優勢正在喪失。

　　而導致這一惡果的直接原因就是“貿易盈餘意味著貨幣低估”這一錯誤的霸權主義邏輯的盛行和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