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通緝記者的底氣從何而來？

　　輿論監督不僅是社會要求媒體的責任，更是法律賦予媒體的權利

　　記者仇子明果真言中了。

　　在報道上市公司凱恩公司關聯交易內幕，被以“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全國通緝後，這位記者依然強硬地表示，一定會讓發出“通緝令”的浙江麗水市遂昌縣公安局向他道歉。

　　話音剛落，7月29日，浙江麗水市公安局調查核實後認定：遂昌縣公安局的決定不符合法定條件，責令其立即撤銷刑事拘留決定，並向仇子明賠禮道歉。

　　從“西豐事件”到“跨省追捕”， 記者“涉案”已不是第一次，類似使權力蒙羞的賠禮道歉也不是頭一回了。只是，一個“通緝犯”如此自信、料事如神，還是不免讓人詫異，如此底氣究竟從何而來？

　　顯而易見，遂昌警方的通緝令並非其所謂的“程序合法”，相反卻是“選擇性執法”。一般來説，新聞報道的責任主體是媒體，而非從業人員。仇子明的報道都是經過報社審核後發出的，屬於典型的職務行為。即便追究“刑事責任”，首當其衝的也應該是報社而非記者。

　　從仇子明的言論來看，他的“強硬”，是因為“所報道的都是事實”、“手上有犯罪鐵證”。因此，在“道歉”預言成真之後，更應關注的是：仇子明報道的凱恩股份改制過程中侵吞國有資産、侵佔國有土地、將上市公司資産洗錢至個人腰包等問題，是否也是“所言屬實”？

　　耐人尋味的還有，面對報道列舉的種種證據，遂昌警方不去核查記者反映的公司違法問題是否屬實，而是雷厲風行地“通緝”作此報道的記者，厚此薄彼的背後，究竟有著怎樣的“疏忽”或隱情？

　　按説，“損害商業信譽罪”這樣的故意犯罪，一般很少涉及新聞媒體。這是因為，一方面，該罪主要針對商業競爭對手的惡意誹謗行為；另一方面，根據法律或慣例，媒體只有嚴重失實或者故意誹謗，才會被追究責任。對媒體監督的這種“寬容”，既是因為媒體採訪很難掌握全部信息，更是以此來保障人民的知情權、監督權。

　　上市公司作為關涉眾多利益的公眾公司，持續的信息公開、接受政府和公眾監督，都是基本義務。公眾和媒體對上市公司的批評質疑，也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常態。對媒體的批評曝光，遂昌警方不是去認真調查核實，反而偏聽偏信，濫用本該審慎的權力，這不僅無助於捍衛法律的公平與嚴肅性，還會給人權力與資本瓜田李下的嫌疑。

　　仇子明無疑是懂法的，而且堅信在今天這個時代，輿論監督不僅是社會要求媒體的責任，更是法律賦予媒體的權利, 這是他底氣之所在。據悉，麗水市公安局將對該案件作進一步調查，依法追究相關人員責任，這無疑是對政府公信力的及時補救。此外，我們還需追問的是：為什麼一次次“事前聲稱依法”、“事後被迫道歉”的鬧劇，仍喚不醒對公民權利的敬畏，阻止不了一些人對批評監督的壓制？

　　法諺有雲：“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事實反復證明，如果只有應急式、公關式的事後救濟，而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約束、對法律的敬畏捍衛，公眾和媒體的監督權依然可能被懸置擱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有在制約權力與保障權利的雙重視野下，才能找到權利伸張的廣闊空間，培植民主政治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