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學者：房地産不宜成為支柱産業

■高端訪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6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商品房銷售價格由5月的環比上漲0.2%轉為環比下降0.1%,是近15個月來全國房價環比增幅首次由漲轉降。住建部部長姜偉新對此表示,通過各地方城市的努力,調控政策效果初步顯現。不過在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看來,當前的調控,他認為更多的只是臨時性控制。中國的“房地産病”根治之道在於産業轉型。

　　本輪調控更多只是暫時控制

　　今年以來尤其是4月中旬“新國十條”出臺後,各項針對房地産市場的調控政策可謂狂風驟雨,力度空前。不過綜合來看,房價並沒有出現實質性下跌。鄭永年表示,從經濟結構來説,房地産涉及到那麼多行業,一旦出現問題,那與之相關的所有行業,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更大。在地方層面,來自土地和房地産的收入,已經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房地産一旦出現問題,地方財政也馬上就顯危機。

　　南方日報:對於中央政府的本輪房地産調控,您覺得是否對症下藥?有一種觀點認為,本輪調控不僅僅是調樓市,而是源於産業調整的大佈局,您又怎麼看?

　　鄭永年:從某種角度來看,房地産早就牢牢綁架了整個中國經濟,也綁架了為中國經濟增長負責的中央政府。有關部門不是不知道房地産這樣下去會走向何方,但因為房地産的影響實在是太大,面對問題難免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無心戀戰。

　　僅從這一系列的調控來看,很明顯,各方面為了調控房地産而出臺的一些舉措。但與其説是要促進房地産的轉型,倒不如説是為了暫時的控制。從監管層表態來看,他們關心的是房價出現暴漲,但始終沒有放棄房地産作為支柱産業的地位。只是金融危機後,房地産反而越做越大,為了控制泡沫,遂出臺政策進行控制。各種相關利益集團顯然也都不想看到房地産的轉型,所謂的調控也只是為了應付中央的政策。

　　更為嚴重的是,房地産既然成為支柱産業,不可避免制約著其他産業的發展。因為其高額利潤率,地方政府、銀行和其他各种經濟角色把大量的資源投入于房地産,在製造房地産泡沫的同時,也大大限制了其他方面的投入。中國儘管也面臨著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巨大任務和挑戰,但無論是産業界還是政府,這些年的關鍵詞則是“房地産”。在一定程度上,房地産也已經成為了中國産業升級的一大阻力。

　　客觀來講,中國的決策者已經意識到,在整個産業調整的大佈局下,促進房地産業的轉型的重要性。但在執行層面和政策層面上,這些理念還沒得到落實。即便出現了一些轉型,也只是一些苗頭,或者説是房地産作為經濟産品本身的轉型,而不是從一种經濟産品轉向社會産品。真正的轉型應該是,房地産業不再成為一個支柱産業。

　　“房地産稅非常重要”

　　“房地産在中國就像金融業在美國,太大而不容倒閉。”鄭永年認為,就是美國的金融業也總有垮掉的一天。他稱,房地産本來是一種社會産品,需要社會的大多數來購買和消費。但中國的房地産顯然已經遠離經濟學意義上的“供求平衡”,一方面是商品房的大量積壓,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購不起房。隱含著巨大的泡沫成分,當房地産成為了少部分人的炒作物時,其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

　　南方日報:在各種利益集團面前,中央政府的權威顯得式微。您也認為當前的措施,更多的也只是控制泡沫。究竟如何才能根治中國的“房地産病”呢?

　　鄭永年:但我並不認為中國的“房地産病”是“癌症”,只要達成共識,中國沒有辦不成的事。這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決策者的決心,首先應該明確指導思想:房地産應該是社會産品,是社會的支柱而非經濟的支柱。

　　首先,我們在指責地方財政對房地産的依賴,對調控應對不積極時,其實地方政府也有它的難處。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大部分財政被集中到中央,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加大,為了賺錢而依靠房地産業,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推進中央與地方的財稅體制改革很有必要,併為地方政府開闢稅源。

　　其次,由於房地産業是一個短平快的盈利模式,因此大量國有、私有和外來的投資都紛紛涌入樓市。如何防止這麼多的資本衝擊房地産,一是要限制對房地産的投資,二是要開放其他地投資領域。

　　第三,關於房地産稅要不要徵。我認為房地産稅非常重要。或者可以考慮一二套不徵、三套房徵重稅；或者可以以家庭為單位,限制家庭房産不可以超過兩套,等等。

　　這些方面的改革目前中央政府已經出臺了一些政策,或已納入考量,但仍缺乏跟進、配套細則去執行。南方日報記者盧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