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研究員：推廣普通話，不是消滅地方文化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內容和載體

　　●推廣普通話帶來對方言的擠壓是正常的

　　●對瀕危方言進行搶救保護是必要的

　　由廣州率先發起、上海積極響應的所謂“方言保衛戰”已引發各界關注。應該如何正確看待推廣普通話與保護方言之間的關係?本報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董琨。

　　作為交流工具的語言必須廣泛通用

　　記者:語言是人類交流的重要手段。當今社會各種交流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使用大家都能懂的語言是一種必然。

　　董琨:其實,不僅僅是在當下,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了共同語。春秋時期,孔子講課用的就是當時的共同語——雅言;隋朝編著《切韻》,音係參考洛陽話和建康話為主;唐代在《切韻》基礎上制定《唐韻》,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宋代在《唐韻》基礎上制定《廣韻》;元代以大都話為基礎,制定《中原音韻》;明代以後,朱元璋將南京話為基礎的《洪武正韻》作為標準音;清代雍正帝設正音館,制定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官話”作為標準音;鴉片戰爭以後,“同文館”出現。它除了翻譯外國的著作以外,還大力推廣“官話”,尤其是針對廣東、福建等南方地區的士子舉人,幫助他們學説“官話”。

　　記者:普通話是當代中國的共同語,它是怎麼産生的?

　　董琨:中國近代備受外族欺掠。當時一些人認為,漢字束縛了中國人的思維,提出廢漢字、推行拼音文字。辛亥革命後,“國音推廣會”成立, 試圖找到一種通用語言,之後“老國音”出臺。雖然它最大程度上照顧了各地方言,但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以這種“國音”為母語的人群,也就沒有人能操此種“ 國音”進行交流溝通。

　　1924年,“新國音”得到認可。由於它是以一種實際存在的語音——北京話為基礎語音,所以推廣起來很快。新中國成立後,1955 年10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化學術會議”,確定以“普通話”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名稱,規定普通話的內容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並制定了推廣普通話的具體措施。

　　記者:是不是由於中國幅員遼闊,方言眾多,所以共同語的使用才格外受重視呢?

　　董琨:推廣共同語在世界許多國家都進行過。它與國家大小沒有必然的因果,只要有方言存在,因交流或管理等方面的需要,使用共同語都是必然的。因而無論是官方強制還是民間自發,共同語都會被推廣。

　　比如日本,雖然領土不大,但仍然存在不同方言。他們從推行明治維新運動的十九世紀中後期起,就定東京話為日語標準語,並大力開展過“撲滅方言運動”。

　　作為文化符號的方言應該盡力保護

　　記者:生活中人們總習慣依口音判斷某人籍貫,方言似乎是一個人地域文化身份的標識。我想,這是因為方言是某一區域中“土著人”的日常用語,是與人們的生活聯絡最密切的地方文化。所以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説,對方言的尊重或保護從一定程度上表現的是對文化的重視與保護。

　　董琨:我十分贊同你的看法。方言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地域文化的精神品格。比如從“吳儂軟語”中聽到的是婉約細膩,從“秦隴之聲”中體驗的是粗獷大氣。方言也是地域文化的載體。各地的地方戲曲、曲藝都是用方言表演的。

　　記者:隨著時代的發展,在那些由來自不同方言區的人組成的家庭中,普通話成為日常語言。推廣普通話似乎很大程度上對方言的傳承形成威脅。此次“方言保衛戰”似乎正是人們此種憂慮的體現。

　　董琨:沒有共同語不行,推行通用語就必然影響方言,這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存在的現象。我國推廣普通話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方言的空間,這是正常的,不必過度憂慮。

　　年輕一代對方言的生疏確實很普遍。我家就是這樣:我是福州人,愛人是湖南人,兒子就只講普通話了。即使是那些仍然生活在方言區的青年人,從幼兒園起開始,聽的説的都是普通話,他們對方言的熟悉程度也大不如老一輩了。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普通話的推廣等於消除了方言的傳承。

　　特別是此次所謂“粵語保衛戰”,實在是有無病呻吟之嫌。粵語可以説是中國最強勢的方言之一。不僅因為使用區的經濟實力雄厚,而且還是港澳地區的官方語言之一。這種地位是其他方言都不具備的。加之東南亞乃至西方華人圈也以説粵語為主,它的地位很難撼動,至少是目前談不上“保衛”。我認為,粵語與上海話“危機”論,更多表現出的是當地人對地域文化式微的一種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

　　記者:但我國確實也存在一些瀕臨消亡的方言。它們是不是應該受到特別保護呢?

　　董琨:某些語言瀕危是一種全球現象。對於那些弱勢的方言,瀕危的方言確實應該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根據今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的《瀕危語言圖譜》,全世界有7000種語言,其中一半以上語言將在本世紀消亡,80%—90%將在未來的200年滅絕。中國雖然不屬語言瀕危的熱點地帶,但也有至少二三十種語言處於瀕危狀態。現在全世界每天都有一種語言消亡,如何搶救和保護是全球性的課題。

　　我所在的中國社科院語言所曾做過一個“全國方言音庫”,用錄音的方式把全國各種方言記錄下來。當然,用影音資料記錄只是保護的一種方式,更多的保護方式需要專門的研究。

　　語言是必須要使用才能“活”的,但由於特定使用環境的日漸消失,就算專門培養一些會説方言的人,由於已改變了方言作為交流工具的本質,大概也只能做表演展示之用,不再是真正的、“活”的方言了。

　　地方戲曲、曲藝的傳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延緩瀕危方言的消亡速度,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我設想,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在中小學裏開設一點不需要考試的課程,介紹、教授當地的方言。

　　作為文化融合的結晶見證時代發展

　　記者:有人説,從歷史上看,目前的各種方言也大多是融合了其他語言而逐漸形成的。是這樣嗎?

　　董琨:確實如此。比如,粵語就是唐宋北方移民影響當地語言形成的。北京話詞語中含有許多契丹各地的土語,例如北京人把“傍晚”説成“晚半晌”,而“薩其瑪”是典型的滿語,“衚同”則是蒙古語。

　　其實,語言總是跟隨時代發展不斷融合的。比如普通話裏的“搞”,就是源自四川話,抗戰時才流行起來;“垃圾”源自吳語;而“買(埋)單”則是改革開放後粵語北上的産物。

　　還有一些方言詞彙有特殊的意義和表達力,普通話沒有相應的同義詞,於是它因其無可替代性直接進入普通話,如“尷尬”、“噱頭”等詞早已加入了普通話詞彙行列。

　　因此,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使用方言並不會影響語言的發展,更不會影響地方文化的傳承。推廣普通話,並不是消滅地方文化,而是要促進地域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融合。

　　本報記者　李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