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繞不開“説話”關:方言普通話外語如何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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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市繞不開“説話”關

　　編者按：國際化，正席捲中國城市。潮流涌動之中，既有香港、上海一類已經頗具國際氣質的都市，也有西安、昆明等意欲大步邁向國際的第二梯隊。然而，面對外來文化和眾多移民對本地文化的衝擊，各地的反應卻頗令人尋味。開放前沿的上海人表現出對吳儂軟語和海派文化的戀戀不捨，地處三秦之地的西安則將學英語誦唐詩視為培育國際市民素養的入口，掌握幾門外語更成為昆明公務員的必修功課。相比之下，“三文兩語”並存之下的香港市民，倒也生活得泰然自若。

　　方言、普通話、外語，“説話”風波正與大城市不期而遇。

　　上海

　　“上海話”風波難平

　　本報記者　姜泓冰

　　電颱風波點燃“戰火”

　　2009年，關於“上海話”的風波從年頭刮到年尾。

　　這一年的2月4日，新民晚報社區版刊登文章《新英雄闖蕩上海灘，不限戶籍個個精英》。這篇本意力讚上海城市開放的文章，卻引發了一場文化“地震”。

　　“到浦東，尤其是陸家嘴，都説普通話，説上海話是沒有文化的表現。該文在描寫上海市井時的一句話觸怒了許多上海讀者和網民，一時間擂鼓陣陣。以外地人和新上海人為主的一方嚴詞抨擊上海人太排外，不寬容；“正宗”上海人則憤而表示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不喜歡、不認可上海文化的人，就不可能融入上海。

　　由於反響強烈，新民晚報社區版編輯部在其官方論壇上發表一則致歉聲明。一天后，作者李大偉也在網絡訪談節目中認錯。

　　這場大討論直至年底才漸漸平息。隨之，一場“電颱風波”，再度點燃保衛“上海話”的戰火。

　　同年12月23日，上海電臺《音樂早餐》節目間隙，主持人用上海話聊天逗趣。一名聽眾發來一條短信：“求你們不要説上海話了，我討厭你們上海人！”主持人就在節目中説：“這位聽眾，請你以一種團成一個團的姿勢，然後，慢慢地、以比較圓潤的方式，離開這座讓你討厭的城市，或者討厭的人的周圍。”聽眾譁然，一場城市文化之爭，再度由“上海話”為起點，蔓延開去。

　　經濟之爭放大方言風波

　　“我沒有想到，一個星期被罵下來，罵我的人大多數不是老上海人，而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事後，李大偉如是説。

　　該文並非新作，選自李大偉2006年出版的隨筆散文集《上海市井》，當年並未引起任何爭議。如今惹動巨大的風波，大大出乎作者意料。

　　李大偉認為，2009年恰逢金融危機，上海就業形勢嚴峻，外地人仍在不斷涌入，“這就導致了一部分上海人對外地打工者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一旦找到出口，便一泄不止。”

　　而在專家看來，這類由“上海話”引發的地域文化之爭，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必然出現的現象。人民網一篇評論分析説，近幾年，上海人才加速流動，“新上海人”來了，房子難買了，名校難進了，工作難找了，曾經依託計劃經濟而營造起來的上海人的優越感備受衝擊。

　　地域文化論爭之下，其實是經濟利益之爭，面對這一場必然到來的轉折，無論從經濟還是精神層面，上海人和外地人都沒有做好準備。

　　“寬容才是最大的價值”

　　2009年至今，周立波和“海派清口”的走紅，似乎也給上海地域文化帶來了復蘇與蔓延。

　　戲院裏，周立波用上海話講述上海市民的往昔生活、當代市井熱點話題。他半真半假地拒絕與郭德綱同臺，表達的方法是，“一個喝咖啡的怎麼會和吃大蒜的在一道”。這句過激且褊狹的話，和他拒絕上春晚的姿態，都讓上海市民有了群體共鳴。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李天綱分析説，周立波讓上海人感受到一種派頭和尊嚴。有網友甚至説：“周立波最大的貢獻，是重建了上海人説上海話的信心，重新奠定了上海話在上海乃至江南地區的地位。”

　　而在幾個上海本地知名論壇裏，“正宗”上海人以上海話發帖、寫故事、帶著點兒地域自豪感的交流，也有增加的趨勢，打著的旗號便是“捍衛上海話，保衛上海文化”。上海電視臺裏，方言節目收視率頗高。上海話與上海文化，進入了一些幼兒園的教材。

　　不過，論爭中，新老上海人都認可兩點：方言是文化遺産的一部分，需要保護；“海納百川”、“兼容並包”應該成為上海城市的核心價值。有網友評論説，“真理越辯越明，但不是所有的爭論都會有一個諒解備忘錄，文化的潮流滾滾向前，寬容才是最大的價值。”

　　香港

　　“兩文三語”共生不悖

　　本報記者　黃拯

　　粵語是香港土生土長的通用語言；英語也是市民普遍看重的語言，上至社會名流下至街頭小工，能説英語的人著實不少；而普通話正逐步成為香港的另一種通用語言。“兩文三語”(中英文，粵語、英語和普通話)共存于市井街頭，成為香港的招牌特色。

　　普通話拉近兩地距離

　　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在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打下了英語的烙印。香港人從出生起就接受雙語教學，對英語有天然的認可，國際化大都市的工作、生活，也提供了很多與外國交往的語言環境，讓粵語同英語可以實現自由轉換甚至是“融合”。例如，香港人叫草莓為士多啤梨(strawberry)，郵票稱作士擔(stamp)，有市民笑稱，粵語可能是最適合混雜英語的方言了。

　　至於粵語，對香港人來説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語言那麼簡單，更像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方式。甚至以前有不少港人都認為廣東話才是中文，普通話不是中文。以香港報刊為例，很多初來的內地人都看不太懂，因為除了繁體字以外，其中還有大量粵語用字如“啲、叻、揾、咩”等。此外，粵語中還包含大量形象直觀的詞語——警察被稱為“差人”，警察局叫“差館”，觸犯條例被抓稱為“送官究辦”，發工資叫做“出糧”等。這些看起來頗有古韻的用詞，依然活躍在香港社會中，具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回歸祖國之前，香港人能講普通話的不多，能講好的更是鳳毛麟角。究其原因，是因為香港人覺得沒必要，工作生活中不會因為不懂普通話而遇到麻煩。回歸之後，特別是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訂後，每年許多內地遊客涌入香港。無論大商場還是小商店，甚至水果攤和茶餐廳，只要顧客是內地來的，服務員都會嘗試説普通話。經年累月，已經是越説越好。年青一代港人，除了在學校打好普通話基礎以外，未來就業也督促他們學好普通話。

　　香港理工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53%的受訪香港僱主要求應聘者在申請表中寫明普通話能力，44%的受訪僱主考慮將普通話水平納入人事升遷條件，超過85%的受訪僱主認為所有僱員都需要提升普通話聽説能力。截至2009年，香港已經有超過5萬人次參加了普通話水平測試。

　　語言只是一種處世手段

　　講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會不會讓粵語逐漸消失或者破壞粵語環境，香港市民鄧先生的説法很有代表性：“我從小就講廣東話，難道還會忘記嗎？雖然我的小孩現在普通話講得很好，英文也很棒，但他回到家裏、和親戚朋友在一起還是要講廣東話的。我更希望他能講流利的普通話和英語，畢竟他將來和內地、和國外會有更多交流，多掌握一門語言只會有好處。”

　　實際上，“兩文三語”對香港人來説只是一種處世手段，並沒有包含太多的文化考量。作為國際化大都市，香港擁有為數眾多的跨國企業、辦事處，以及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外”，沒有方便的英語環境，這一切難以想象。

　　至於説普通話，除了內地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還有世界各國愈發壯大的華人圈，普通話已經成為拉近距離，認同中國人身份的一種象徵。

　　香港的傳統文化保存得很好。在這裡，粵語、普通話和英語，真正做到了並行不悖，沒有誰壓倒誰的説法，也沒有“粵語淪陷”的擔憂。就像清晨灣仔鵝頸橋的街市(菜市場)中，粵語叫賣夾雜著英語、普通話的詢問，開始了每一天的生活，普普通通但是又真實無比。

　　西安

　　市民要説英語900句

　　本報記者　王樂文

　　從今年起，西安計劃用10年時間初步建成國際化大都市。西安文明辦、社科院近日聯合發佈《關於加快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養培育對策研究》，就國際化大都市該匹配什麼樣的市民素質提出了基本標準。

　　市民素質的基本標準包括市民出行、交通違規處罰、市民外語學習、城市衛生環境、外來工城市融入等諸多方面，不僅所涉甚廣，而且事無巨細。比如《對策》建議，到2015年，一半市民能認500個繁體漢字和會説900句英語；市民既要誦讀唐詩、宋詞，也要誦讀歌德、普希金。

　　據悉，調研起始於今年5月初。西安市文明辦、市社科院聯合組建了“國際化大都市市民人文素養培育”課題組，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與市民進行溝通，並參照國內外國際化大都市經驗，最後形成“對策”。

　　課題組組長、西安市文明辦主任楊毅波説：“市民的人文素養是城市的軟實力，是西安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培育西安市民的人文素養，能夠提升西安的知名度和美譽度，能夠擴大西安的國際影響力，從而加快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步伐。”

　　《對策》一齣，輿論譁然。有人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讓每一個人都學會與他人和睦相處，與自然環境和諧一體。即使5年以後，所有西安市民都能認500個繁體漢字，會説900句英語，但思維方式、言行舉止若仍無“國際化”可言，那麼，“培育”出來的到底是什麼素質，只怕就很難界定了。

　　也有專家認為，在強調市民素質提升的同時，當地政府對自身的責任擔當卻諱莫如深。如果只講罰款，而不對市民素質提升進行全方位的引導；只強調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的政績目標，而不強調市民對整體規劃的參與，會使市民對城市的發展建設産生不同程度的疏離感，難以真正認同並熱心參與。一方面，目標和規劃應該考慮到城市發展的現狀，不能一味拔高、貪大求全。另一方面，目標和規劃的確立，都應該考慮到市民的聲音。

　　面對如此標準，許多西安市民則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壓力。有市民希望政府能有具體的相關指導：“在具體的實施細節上，需要相關部門進一步論證、推敲，比如隨地吐痰、亂丟垃圾、闖紅燈罰款，誰來罰，罰款使用如何監督；市民去哪學外語等。”

　　昆明公務員要學5門外語(延伸閱讀)

　　2009年，雲南省昆明市推行“三普”政策，要求該市公務員學習五門外語、普通話和計算機。

　　據了解，昆明規定從當年8月開始，用一年的時間，對全市50周歲以下的在職公職人員進行“三普”教育培訓，到2010年底實現：全市公職人員在上班時間、各類會議、公務活動和公共場合自覺使用普通話，通過普通話水平等級測試；掌握英語日常用語300句，老撾、緬甸、泰國、越南四國日常用語各100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