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部門一正20副 副職臃腫吞噬機構改革成果

　　政府機構改革，不能在原有政府職能上打轉轉。政府部門管的事情過多，權力過大，副職就會忙於其事、樂享其權，哪兒也不想去，其他人員亦如此，結果是政府機構想不臃腫都難。宏觀地看，幾十年來，政府機構改革逃不出“臃腫—精簡—再臃腫—再精簡”的怪圈，根本原因在於未能有效轉變政府職能。

　　一邊是部門在精簡機構中合併削減，一邊則是新機構中副職異常臃腫。這是機構改革過渡時期的特殊情況，還是機構改革成果被吞噬的徵象？

　　深圳推行大部制一年，有部門竟然一正20副。副職超編如此嚴重，或要刷新此前一些地方“副市長”創下的紀錄，也無異於給公眾對大部制改革的期許潑上一盆涼水。

　　就深圳具體個案而言，畢竟大部制改革才一年，原有機構人員的消化確需一個過程。就此認為大部制改革失敗、其成果已被吞噬，則失之於輕率。但由此産生的副職嚴重超編現象，卻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和深刻思考。

　　要改革，當然就會涉及利益調整。一般來説，只有各方在利益妥協之後形成新的利益格局，改革才會順利推進。否則，改革就會遇到障礙，步履維艱。機構改革使一些部門消失，最難辦的就是原有機構人員的安置問題。他們放棄原有部門的職位利益，選擇在新機構副職或其他職位上安身，即是一種妥協。從某種意義上講，允許副職暫時臃腫是機構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

　　現時代的改革正步入深水區，不對任何其他人造成利益損害的“帕累托改進”越來越少了，改革付出代價在所難免，公眾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只是公眾希望，這個代價應當朝著少的方向努力，也應當設定一個期限。如果看不到副職削減的時間表，看不到減輕改革代價的務實之舉，那麼副職超編就在事實上成為吞噬機構改革成果的一個路徑。而一些地方副職長期過多現象，正殘酷地驗證著公眾的這種擔憂。

　　從深層次根源來看，解決副職超編問題根子在轉變政府職能，這也正是政府機構改革的根本所在。一般來説，現代政府的職能基本界定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我們説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向這四大職能轉變，其核心是公共服務，打造服務型政府。與這樣的要求相比，政府機構改革的機構合併削減乃至人員調整等等，還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而已。

　　新的政府機構部門，惟有按新的職能定位，才會不需要那麼多的官。因為你即使設定過多的副職讓他過渡，他也會閒著沒事幹，不被工作所需要，於是就會形成一種隱性壓力，迫使他作出新的選擇。這正是新的政府職能所煥發的柔性機制，對保護政府機構改革成果具有制度性的源動力。

　　政府機構改革，不能在原有政府職能上打轉轉。政府部門管的事情過多，權力過大，副職就會忙於其事、樂享其權，哪兒也不想去，其他人員亦如此，結果是政府機構想不臃腫都難。宏觀地看，幾十年來，政府機構改革逃不出“臃腫—精簡—再臃腫—再精簡”的怪圈，根本原因在於未能有效轉變政府職能。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一些地方和部門的機構改革，僅是簡單的機構和人員的合併，而不能在其職能上有實質性的轉變，那麼公眾就有理由對這樣的改革存疑。

　　本報特約評論員喬子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