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個人所得稅可不動起徵點

賈康近影

　　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促進消費，優化分配關係到我國整體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民生的改進。個人所得稅如何徵收？徵收物業稅如何進行？如何消除中低收入群體消費的後顧之憂？本報就相關問題採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賈康。

　　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懸殊

　　問：從數據上看，近幾年國民收入分配中企業形成的收入明顯提高。應該如何調整企業間收入上的懸殊？

　　賈康：對於一些大型企業，特別是具有壟斷特徵的國有大型企業，他們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近年來明顯提高。其中部分壟斷因素需要在今後的改革中加以消除。

　　2008年已經正式運轉的中央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進步非常值得肯定，就是在國資委管理監控之下的100多家大型企業，大體上要分別按照5%和10%兩檔比例向國庫上繳資産收益。在此之前石油行業帶有壟斷性的國有大型企業，已經在上繳石油特別收益金。按這個發展方向，通過國有經濟的進一步戰略性重組，以後應該使中央級國有大型企業最後收縮到100家以下，從而逐步發展一戶一率的特定法案，通過代表全體公民利益的立法程序，在法案上形式上確定某一個特定國有大型企業按什麼樣的功能定位，應該怎麼向國庫上繳資産收益。

　　改革個人所得稅制

　　問：怎樣改革個人所得稅制，調整個人收入的差距？

　　賈康：在我國現行的按照11個分類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框架之下，簡單地討論提高工薪收入起徵點的問題沒有意義。我們應該推進中央早已在文件裏寫明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這個改革方向上的綜合配套改革。

　　我建議，我們可以首先把資本利得拋在一邊，看其他的各種收入有沒有可能都進入綜合。如果都進入綜合，首先要做好的，是相關技術性工作。公民身份證號碼應該成為各人的社會保障號碼，同時也應該成為個人納稅號碼，這個號碼應該終身不變，並在整個登記系統裏是唯一的。

　　至於超額累進稅率，我認為，可以不動起徵點，在一開始過了起徵點的這個檔次上，把稅率調低到1%，最高不超過2%，它對應的是低收入的社會階層，1%的稅率，可以一直延伸到所謂“中等收入階層”的下沿。中央文件非常明確地説，要在我國培育中等收入階層。我認為個人所得稅上的處理，就是在中等收入階層這個範圍之內，以5%即原來的最低稅率來覆蓋。這個5%的稅率可以從中等收入階層的下沿一直覆蓋到上沿。對在此範圍界限之上的收入，我認為，可以再加大調節力度，強化收入再分配，可以從5%跳到15%，再跳到25%，最高還可以設想跳到35%，這樣從九級超額累進變成五級超額累進。

　　用物業稅調節收入分配

　　問：如果開徵物業稅，會對我國收入分配有什麼調節作用？

　　賈康：我們現在如果把物業稅定位為房地産稅，在保有環節徵收，要做稅基評估，形成這樣一個調節機制。它的好處有很多方面，可以實質性地推動省以下地方稅體系建設和分稅制的貫徹落實，校正地方政府職能與行為，促進房地産業健康發展等等。而且，它實際上會給我國有産權房的社會成員增加一個保有環節的稅負，這個稅負可以起到一定的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抑制房地産“泡沫收入”，並長久地産生不動産保有環節上的收入再分配製度因素。在讓房價變得較沉穩的同時，使有能力炒房的人，盈利空間收窄，與無能力炒房人的收入差距縮小；讓有稅負承受能力的一批人，為國庫收入多作一些貢獻，進而通過財政分配更有力地去扶助低收入者。

　　消除消費的“後顧之憂”

　　問：目前低中收入階層在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方面，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如何才能消除他們認為以後可能面對的在養老、教育、醫療、住房這些方面存在的所謂“後顧之憂”？

　　賈康：要提高他們的即期消費能力，就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首先，在基本住房保障方面。我個人認為，我們政府的財力，在安居工程方面首先要托的底，不是籠統的所謂經濟適用房，而是廉租房，它是一種非産權房，是為了解決最低收入階層“住有所居”的問題。在廉租房之上，還應該積極地研究政府怎麼樣合理地形成一個可以滿足社會需要的“適租房”層面的供給，用以解決所謂夾心層、年輕白領、進入職業生涯初期的這些人的住房問題。

　　在醫療保障方面。目前已經明確，在三年時間裏，政府要投入8500億元新增財力來支持覆蓋全民的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但我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開始保障的力度和很多社會成員心理的、實際的需要，可能還是有一定距離的。以後我們要爭取一步一步提高這種保障水平。

　　在養老保障方面，我認為應該按中央文件裏已説清楚的方向，爭取儘快做到省級統籌，再往前則應該發展到全社會統籌；在義務教育的保障方面，現在必須下決心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並配上必要的人力，在那些地方建成一批寄宿制學校，使這些西部牧民的孩子擺脫現在“流動教學點”這種情況，才能夠使他們的義務教育基本保障大體落在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