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人大召開《深圳經濟特區市民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立法論證會。這部有可能成為全國首部市民行為規範法規的條例，擬對一些不文明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比如，兩年內5次因不文明行為被處罰者加罰1000元，有10次不文明記錄者將被記入徵信體系。損壞古樹名木，處罰額度或重達50萬元。（8月15日《中國青年報》）

　　“文明立法”，初衷是順勢而為，減少不文明的惡習。長期以來，隨地吐痰、隨意吸煙、亂扔垃圾等各式陋習已成人們的心結。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下，如何構築與之相襯的社會文明環境，尤為重要。在此意義上，“文明立法”無疑是有著善意動機。

　　物質與精神的雙翼齊展，才能托起社會的文明厚度。對人們而言，沒文明的習慣，就沒好的公共生活。不過，在“重物質、輕素質”的當下，人們在無形中流露出來的欠文明行為，卻成社會短板。某種程度上，深圳就是在填補這塊短板。

　　不過，從輿情反饋來看，深圳的“文明立法”固然招徠了不少掌聲，可也讓不少人為之焦慮。公眾的憂心之處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執法主體；二是“重罰”方式。

　　深圳擬將執法權讓渡給城管，在城管被“污名化”的當下，這勢必會讓公眾無法安心。治理不文明行為本身是項管理行為，具備執法資格的，主要是各職能部門，城管並無治理的法定權力。可最終，執法重任還是落到城管頭上。

　　在城管的執法身份尚不清晰，又存在暴力執法等沉疴的情境下，城管治理不文明行為，是否會引發更多“不文明”的纏鬥，製造新的“貓鼠困境”，實在是叫人心生疑竇。

　　再者，深圳擬對一些不文明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處罰尺度合理與否，暫時不好説。但須明白的是，罰款並非執法初衷，只是一種手段，若是執法走上了“罰款依賴”的途徑，只會衍生出罰款經濟的怪胎。這對提升人們的文明習慣，不見得有多大實際效用。若罰款的尺度得當，或能激起人們的向善熱情，促使他們提升修養；若是罰款太過苛刻，難免會激起消極的情緒。

　　事實上，種種陋習的存在，乃至成為社會的痼疾，歸根結底，是因為人們缺乏涵養公共秩序的公共精神，缺乏自律的行為規範等。這些，終究需要公德氛圍濃度的提升：在道德感召和契約理性的建立中，培養人們的榮辱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