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暴雨時，北京房山北營村的趙先生先後救出多人。隨後，與趙先生同院的災民被安排住進救災帳篷。由於不是本村人，趙先生一家沒能享受同樣待遇，也無救災物資可領，夜裏只能借住在鄰居的卡車裏。趙先生世紀90年代到北車營村務工，至今已有將近20年。（7月26日《京華時報》）

　　中國人向來不缺少災難，更不缺少用大愛與堅強來面對災難的正能量。在以往的救災行動中，總是有著太多感人的場景，但是，一個人僅僅因為他沒有當地戶口就被區別對待的，實屬罕見。更加令人寒心的是，趙先生還是一位救災的英雄，但在救人後他卻連一頂救災帳篷都無法得到。

　　北車營村黨支部書記翟瑞生的解釋是“前期救災物資比較緊缺，需要先盡著本村人口”。救災物質緊缺或許是實情，但真的緊缺到了就差外地人的一個帳篷的地步嗎？我們不知道在趙先生在卡車裏的一夜心中會是什麼樣的滋味，但在他救人的時候一定不會去區分自己救的人究竟是北京人還是外地人。

　　7月24日，北京市民政局、紅十字會、慈善協會等機構，相繼公開發出為災區捐款呼籲。短短兩日後，社會各界已向北京暴雨災情捐款超過6000萬元。我們同樣無法區分這捐款的捐獻者中究竟有多少人有著當地戶口。戶籍制度帶來了人們在醫療、入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異，但是連在災難面前都不能把人還原為平等的國民，這到底是怎樣一種根深蒂固的戶籍藩籬？

　　城市在過去有一堵墻，叫做城墻。如今大部分城市都沒了現實的城墻，但無形的戶籍制度正在形成一座新的墻，它比有形的城墻更加難以逾越，因為它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末梢之中。前不久北京市首批試點的2000輛公共自行車分別在東城、朝陽兩區投入使用。但前期，由於初期運營階段車輛投入有限，試運營階段辦卡者需持有北京市二代居民身份證。可見，戶籍制度在一些城市已經成為了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思維方式，而區分戶口的救災也不過是在暴雨沖刷之下戶籍制度之惡的再次顯現罷了。

　　制度之惡固然令人心寒，但最讓人揪心的卻不是制度，而是那些在制度之下的人心的冷漠。無論制度如何，最終操作都是依靠人的。但在北京的這場暴雨之下，卻讓我們看到了太多“規定”被沖刷出來，高速公路收費站會因為“沒有規定説要停止收費”而“盡職盡責”地收費，暴雨中停泊的汽車會因為規定的原因被貼滿罰單，甚至在救人的時候也會因為警察和消防的職務區分而不去救人。也許，在災難面前，唯一最該被遵守的規定，是我們對於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