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開幕的省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廣東省審計廳作了《審計工作報告》，其中頗為吸引視線的就是“部分電子眼處罰不符事實”。據報告，2006年至2011年，全省投入“電子眼”建設資金11.36億元，然而有地方對抓拍違法行為的認定缺少內部監督和制約；未將查獲的違法行為及時告知當事人；有部分處罰認定與違法事實不符。

　　電子眼抓拍違法，向來是一件有關部門諱莫如深的“機密”，雖然它無處不在甚至還可以公開地點，但其工作狀態又是一個神秘的“執法堡壘”。每個被抓拍違法的車主，會懊惱于自己開車不審慎，也可以事後翻查記錄，但對抓拍的正當性與嚴謹性之疑慮並未冰釋。這是因為，抓拍本身是由執法部門自己設置的工具。一兩秒的“誤差”、時速幾公里的“浮動”、隱蔽性抓拍，個別部門實在有太多的技術優勢，這又豈是一個個勢單力薄的車主能夠舉證投訴的。

　　當車主讓渡出自己被監督的權利時，必然對抓拍單位的守法意識提出更高的要求。現實是，每天發生在各個角落的抓拍數量實在非常巨大，以至於這是因為司機素質太差，還是因為執法過度，人們已經無法分辨。執法部門可以解釋：如果沒有抓拍，司機違法會更加不受約束，交通會更亂；但車主也會辯稱：是錯誤的懲罰設計激發了錯誤的駕駛行為，比如道路良好卻壓低限速，又或者是不合理的道路設置引發了堵車和超車，才會造成滿地違法。可是廣大車主的痛苦體驗很少能換來法規的修正。

　　還是那句名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社會固然需要嚴苛的法治維持運作，但法治的公平卻不能僅仰賴某些部門的道德感和自律，對外卻諱莫如深。在一些市縣,公路和高速路上，來自公共財政的鉅額投入，孕育出個別部門畸形豐厚的回報。亂抓拍被形容為生財妙招，卻居然能夠一年年存在下去。這樣一種利益經營鏈條，我們從未見曝光，直到這個審計報告極其委婉地説出了一些問題，但對更敏感的“投入産出”卻未見明示。

　　各地電子眼的設立、運作、抓拍數量及罰金規模，終有一天要向社會公佈吧？這既是一種對車主提醒和坦白的義務，也是職能部門作為服務型政府、陽光政府的可持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