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透析僅半年後，廖某已花光了家中所有積蓄。為了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醫院公章，並用這個假公章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日前，廖某因詐騙罪受審，檢方建議判處其有期徒刑3到10年。(7月12日《京華時報》)

　　這是一個困難家庭在面對災難時夫妻共度患難的故事，那種至深的夫妻之情讓人感動無比。當妻子不幸罹患重病時，身為下崗工人的丈夫不離不棄，承擔起全部的經濟壓力，甚至不惜為此犯罪，這讓每個看到故事的人都禁不住産生捐款的衝動。很難想象，如果不是萬不得已，這樣一個男人居然會選擇詐騙。在拯救妻子生命與詐騙醫院犯罪之間，他選擇了前者。在這裡，我們要為他的選擇鼓掌，因為這樣的選擇是再正確不過的，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寶貴，自然也沒有什麼比拯救生命更重要。

　　我們説，法律之上有人性，當詐騙的惡與救命的善相比較，孰輕孰重其實早已一目了然。儘管我們在事後也許可以給他假想出一些“更好的選擇”，比如求助媒體，比如求助政府，但是假想永遠只是假想而已，對一個幾近絕望的人而言並不成立;更何況，誰知道這些“更好的選擇”他都沒有試過呢?

　　當情與法陷入矛盾時，為救妻私刻公章逃費能夠感動萬千公眾，卻可能無法“感動”法律，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我們當然都希望廖某能夠被判緩刑，但是如果按照現有法律，詐騙17萬元被判緩刑的概率恐怕很小。如何既維護法律的尊嚴，又照顧社會的公理和公眾的情感，這對法院公正判決案件無疑是一個不小的考驗。法律的歸法律，人性的歸人性，對此我們應該充分尊重。因此我們討論的不是案件該怎樣判，而是如何不讓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

　　很顯然，該案中的醫院本身是有嚴重過錯的，一個假的收費公章居然就能成功逃費四年，如果被真正的騙子鑽了空子，損失該有多少?電腦中沒有收費記錄，費用收訖的唯一依據就是收費公章，醫院管理上的失誤非常明顯，理應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公眾不禁遐想，醫院管理如此混亂，如果有內部人試圖借此尋租腐敗豈不是易如反掌?如果收費員在蓋真章的同時把錢放進自己腰包，豈不是也很難被發現?

　　最應該反思的還是大病保障的欠缺。像尿毒症這樣的大病，在發達國家基本都是社保全報銷的，如果我們也有相應的保障，廖某根本不用為此去刻假章為妻子免費透析。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大病保障的不健全，才將擁有良善品質的窮人逼上了刻章詐騙的道路。這並不是要為不離不棄的丈夫開脫，而是事實的確如此。國家應該對醫療保障給予更多的投入，對“因病致貧”的大病盡可能提高保障比例。

　　想起來一個故事：1935年，紐約市一老婦人因偷竊麵包喂養幾個餓得直哭的孫兒被審問。法官秉公辦事當庭宣稱：“你可以選擇10美元的罰款或者10天的拘役。”判決宣佈後，時任紐約市長從旁聽席上站起來，脫下帽子，放進5美元，然後向其他人説：“現在請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罰款，這是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喂養孫兒的城市。”——顯然，丈夫為救妻私刻公章逃費的故事，在前半段與此很相像，只不過更悲慟;最關鍵的是後半段，在我們的社會裏會如何演繹?要丈夫刻假章救病妻的城市是否也該被審判?

　　舒聖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