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高考錄取工作正在緊張進行，高考狀元成了各大名校爭搶的對象，讓人艷羨不已。一家媒體調查了1977年至1999年24名高考狀元的職業狀況，發現無一人成為所在職業領域的領軍人物，甚至大多已湮沒無聞。(7月12日《三湘都市報》)

　　這個調查，似乎是要證明一個結論：看看，即使是那些“高考狀元”，日後也不過是些“廢物點心”。高考還有什麼價值？

　　然而，認真檢視這份《部分高考狀元職業狀況表》，發現證據完全無法支持結論，因為表中若干人的職位，就相當引人注目。比如，1977年的上海狀元袁均英，現在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終身教授。1978年江蘇省，1980年浙江省、江西省、廣東省、陜西省，1981年雲南省、山西省的幾位狀元，也都在美國、瑞士、法國的大學成為終身教授。

　　當然，這個名單中，在國內大學當教授、博導的高考狀元更多，在政府、企業中充任領導的也大有人在，還有許多人自己創業，成為企業的奠基者和CEO。我之所以撇開這些不説，單把在美國任教的狀元拿出來，是因為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比較規範，拿份教職難度較大，職位本身説明了一定的專業水平。哈佛醫學院的終身教授袁均英就是一例。

　　我是1979年上大學的，那時對1977年入學的前輩幾乎有一種無條件的仰慕。77級考生大多經過上山下鄉，許多在農村“修理地球”七八年，電燈、自來水都沒有，書就更不用想了。但是，他們靠著艱苦卓絕的努力，居然在嚴酷的競爭中上了大學。入學時，許多人連英語字母都認不全，但幾年後出國留學，甚至在國外知名的大學任教。這樣的業績，當今那些從小上這個班那個班的年輕人有幾個能夠企及？

　　知道了這些背景，再看看那個《部分高考狀元職業狀況表》，就能認識到這些高考狀元的成就其實相當可觀。由此我們也可以引出一個結論：當年的高考，是相當有效地選拔人才的辦法。

　　其實，這麼説還是低估了高考。在那個年月，高考是中國最為公正的競爭規則。其公正性主要來源於只看分數的“應試”制度。不錯，高考很僵化，一考定終身很片面、很殘酷。但是，在大學全靠納稅人的錢來支持的體制下，誰才應該享受大學所提供的教育資源？對應這一問題，還有比高考更有效、更公正的制度嗎？

　　看一下1977年的高考就知道，那時的高考比現在僵化得多，但是，這個“僵化”的高考，恐怕是比起當今靈活得多的高考來更有效公正。如今這個加分那個加分，以及種種漏洞，已經削弱了分數的權威，削弱了“僵化”的廉正性，使一些有權有錢的階層擠掉了弱勢階層。多元的標準正在向沒有標準墮落。

　　誰也沒有否認高考的狹隘。高考充其量不過是考察人的才能中很片面的一部分，即智慧和知識的某個面向。高考的內容應該改革，使其覆蓋盡可能廣泛的能力和知識領域。但是，高考的形式和制度，還是越“僵化”越好，越認死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