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教育為何異化為“拼爹”怪圈

　　仁民 時評人

　　7月初，北京市“小升初”進入最後的電腦派位階段，12年前扎堆搶生的“千禧寶寶”遭遇著比往年更加慘烈的競爭。而這樣的鏖戰，又豈止發生在北京？有人如此總結，在一線城市，中考最易，高考其次，“小升初”最難。為了爭奪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小升初”成為許多家庭的精神枷鎖。儘管國家禁令頻出，卻依然堵不住亂象叢生違規辦班、私設門檻、權力尋租、人情開路、以錢擇校、招生腐敗，義務教育的升學路徑竟異化為“拼爹時代”的畸形怪圈。

　　實際上，“小升初”不許考試，卻充斥著更難以捉摸的競爭。各地根據國家精神制定具體操作模式，但評判標準既不統一、過程又不透明。電腦派位想追求形式上的公平，但執行不徹底、不嚴格，像共建生，就是依據特殊政策而産生的，留有鑽空子的空間。

　　某種角度而言，一旦進入“小升初”軌道，既是孩子間的比拼，更是家長們的暗戰。在取消統考後，“小升初”擇校方式呈現多樣化的態勢。托關係、找門路漸成“潛規則”，各種人情暗影和權力尋租構成“灰色地帶”，“條子生”儼然已成一種特殊的升學“捷徑”。正如一位家長所言，無論點招、共建，還是特長、推優，在操作過程中都能感到“條子”的滲透，有時候，“小升初”簡直就是一場背景和資源、人脈與財力的“拼爹”對決。

　　家長的擇校衝動，既與整個社會的文化迷失有關，也與教育“傳道”目標迷失有關。一些家長主張恢復統考，這可理解，但這違反《義務教育法》。擇校問題必須靠推進改革來解決，而不能靠倒退來解決。

　　“佔坑班”在北京盛行，意即上優質學校的培優班，以優異成績先佔指標。這是因為優質學校有一部分生源是“以優擇校”，但國家規定不許考試，優質校就借助有選拔功能又不違規的培訓機構和競賽項目，兩者結成利益聯盟。而教育主管部門只能管公辦學校，對培訓機構無法制約。

　　“佔坑班”實際是教育異化的變種，甚至形成一種産業鏈。國家出臺的治理政策總是跟著市場行為打轉，出現就事論事的碎片化決策。若想斬斷利益鏈條，必須回到源頭上解決問題，用系統的制度設計和配套建設根本杜絕這種可能。

　　對教育，往往只有文件上的“叫停”，政策怎麼執行、有無機構負責、誰來監督，都處於缺位。教育發展多年，卻沒有《學校法》，如何約束學校？至於督導機構，屬於教育系統，自己監督自己。其實可以擴大監督隊伍，讓退休教師、民主黨派、社會人士都加入進來。監管學校，還應該發揮職能部門和社會輿論的作用，比如設立家長委員會，還要靠地方政府和執法人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