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海君

　　6月30日21時，廣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7月1日零時起，對全市中小客車試行總量適度調控管理，一個月內廣州全市暫停辦理中小客車的註冊及轉移登記。突如其來的“限牌令”，引發當地汽車市場震動，也引起市民強烈關注。(7月2日《人民日報》)

　　突襲而來的汽車“限牌令”，給廣州市民和汽車經銷商打了個措手不及，不僅攪擾了正常的市場秩序，也打亂了不少市民的生活計劃，令各方感到不安的同時，也産生了一種反感情緒。或許，有關部門出臺這一政策意在釋放善意，比如達到治堵的目的，為更多人的出行提供方便，再如，實現控制尾氣排放的目標，凈化城市環境。

　　但是，“限牌令”作為公共政策，既關涉市民的出行權利，也關涉汽車經銷商們的合法利益，其出臺必須經過民意調查、聽證會等公眾參與、民主商議程序。事實卻是，有關方面不經聽證等程序，完全由行政命令一手包攬，使一項公共政策突襲而來，嚴重違背了公共決策應當遵循的基本法治原則和程序正義，折射出權力在公共權利面前的傲慢。

　　必須看到，一項公共政策要想獲得理想的效果，其首要前提就在於具有不受質疑的正當性，而這種正當性則來源於多數民眾的公共意願，並不是權力想當然地行政命令。如果公共政策剝奪了公民作為社會主體參與公共決策的民主權利，使其論為純粹的被管理甚至被管制對象，他們就會對公權力産生不信任，政策執行的效果也就會大打折扣。

　　其次，只有充分聽取和吸納民意的公共政策，才可能確保科學合理，達到政策預期的效果。就“限牌令”而言，即便是迫不得的情況下必須出臺，相關部門也不能繞開徵求民意的程序，一者，可以確保政策出臺的正當性，維護公權力形象，具體推行中少些阻力，二者，也可使政策更科學，具體説就是穩定市場秩序，使市民的利益不致無辜受損。

　　説到底，公共政策搞“突襲”也是一種懶政——懶於在公共討論環節中完善公共管理，急於通過行政權力推動來達到政績的目的。針對廣州閃電出臺“限牌令”的做法，上級有關部門應該及時予以叫停。更重要的是，必須認識到，限牌純屬治標之舉，只能短暫遏制“添堵”的勢頭，很難從根本上排解擁堵之痛，而根本的對策就是落實公交優先政策。(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

　　(來源:四川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