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歲農村婦女張某經人介紹，在鄭州蘇先生家做保姆，幹了40多天活沒領到工資，感覺自己受委屈了，“一生氣”，將蘇先生放在鞋櫃子上的一款不起眼的翻蓋手機藏了起來，準備回頭自己用。沒想到這手機竟是價值6萬多元的天價手機。近日，鄭州管城區法院一審判決張蕓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並處罰金2萬元。此案引發社會熱議。

　　一個大字不識的保姆，一不小心起了賊心，偷了個手機，馬上成了一個“大盜”，受刑十年，是罪有應得還是比竇娥還冤？我想兩者都不是。竇娥是清白的，而不管僱主是否拖欠工資在先，張某偷人財物，理當受罰；罪有應得是指量刑適當而言的，而偷個手機被判十年，離公眾的認知水平實在太遠，又正是引起輿論譁然的主要原因。

　　案發後，張某驚呼：“我咋知道這東西恁貴啊！”如果這句話只反映她一人的孤陋寡聞，那麼她要受十年牢獄之災，絕不會有那麼多人為她氣憤不平。一般人總覺得買個蘋果4S已經夠炫夠奢侈，甚至有個19歲小夥子賣腎只為購買蘋果4S，又有幾個人知道還有比它貴十幾倍的手機呢？而這不正説明在貧富懸殊的時代，對“物”的認知已呈現出割裂的狀態。

　　從網上的圖片來看，這款諾基亞的天價手機還真是“低調”得很，外表跟山寨手機也沒啥兩樣嘛。保姆張某想必是沒有偷6萬多元天價手機的“賊膽”的。沒這樣的“主觀故意”，在法律上能不能作為減輕處罰的依據？至少在司法實踐中是有先例可循的。2003年，幾個農民在北京一葡萄園偷摘葡萄，沒想到竟是林果所投鉅資培育的新品種，涉案的23.5公斤葡萄價值為11220元，後鑒定機構按照“市場法”，對葡萄價格的鑒定結論為376元，3名民工未被起訴。

　　天價葡萄案的價值在於，在法律的四種形塑力量——邏輯、歷史、傳統、社會中，它沒有被過強的“邏輯的”形塑力量所左右，讓“立法初衷”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激烈轉型而與時俱進。在轉型期社會的司法實踐中，不同社會群體的法律訴求，要統一在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原則的公共選擇中，就不能無視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認知共識。

　　另一方面，先富階層的奢侈品消費，在佔有更多社會資源的同時，也理當承擔更多的社會義務。就拿豪車來説，平民撞豪車，“一撞回到解放前”，甚至傾家蕩産。如果放任這樣的賠償方式，那麼勢必造成事實上的路權不平等，路上見豪車即躲，任豪車縱橫了。一個理性的社會必須有一定的抑制措施，讓奢侈品擁有者擔負更多的社會責任。

　　就本案而言，心中最大的疑惑是，要是保姆偷手機最後真被判入獄十年，還得被罰2萬元，僱主蘇先生可心安？

　　(來源:錢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