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江蘇網6月26日訊“報道的時候，能不能在我們的臉上打上馬賽克?”幾天前在某學院舉行的一場庭審會上，面對媒體記者的攝像機、照相機，被告楊倩如此請求。去年10月，這名女孩因冒充老生向新生兜售假洗髮水被公安機關逮捕。法院出於“教育新生”的目的，把庭審大會開到了學校體育館，邀請近千名學生和一些媒體記者出席。

　　楊倩的請求耐人尋味。法院把庭審會開到大學體育館，原本旨在推進訴訟公開、加強大學生普法教育，可整個審理過程和媒體報道為何讓人感到不是滋味?

　　原因就在於，由於操作不當，公開庭審幾乎淪為示眾，成了變相的“侮辱式執法”，有對被告施以“辱刑”的嫌疑。在法庭宣判之前，法庭上的控辯雙方是平等的主體，均有舉證為己辯護的權利，誰都不能先入為主地把被告當作犯人對待。然而這場庭審會上，被告既沒有請律師，也沒有進行爭辯，只是低頭接受人們的數落和鄙夷。這一公開庭審場面讓人聯想到公開宣判和遊街示眾，引發輿論的質疑。

　　近年來，一些地方以威懾犯罪、教育群眾為由，用繩子牽著失足女性到公眾場合遊街示眾，將犯罪嫌疑人五花大綁然後進行公開宣判，給嫌犯剃陰陽頭，在小偷背上寫上“我是小偷”，在貼“牛皮癬”者身上寫滿手機號碼以示懲罰……對犯罪嫌疑人施以“辱刑”的“震懾式執法”，缺乏起碼的法律意識和人權意識，嚴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權、肖像權，受到有識之士和法律界專家的嚴厲批評。有鋻於此，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一切形式的遊街示眾和變相的遊街示眾，對違反者要追究責任。遺憾的是，這一禁令並未得到完全有效的執行。統計表明，自2008年以來，全國僅見諸媒體的遊街示眾案例就達200起以上，其中92.8%發生在縣級城市或市轄區。用違法手段糾正違法行為，依然是建設法治國家過程中的突出問題之一。

　　唐太宗“止盜論”曾指出，靠威懾、羞辱和嚴刑非但減少不了犯罪，相反還可能激發社會矛盾，誘發潛在的犯罪。時過千年，居然還有人鍾情于遊街示眾這類“威懾式執法”，這更加提醒我們：落實依法治國，推進依法行政，任重道遠。還需在更高層面上加強普法教育，讓文明社會的法治精神真正遠離“辱刑”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