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是62年前的1950年3月18日，刊登在《留美學生通訊》第三卷第八期上的一封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信中寫到：“祖國在向我們召喚，我們的人民政府在向我們召喚。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回去吧，趕快回去吧！祖國在迫切地等待我們！”信的末尾，是留美學生署名，一共是53人。

    而就在公開信發表前的1950年2月底，這封信的發起人已經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客輪駛離了美國的舊金山港口，這個26歲的年輕人，叫朱光亞，他已經在美國密執安大學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如果留在美國工作，他將擁有什麼樣的生活，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和其他留學生，偏偏要回到貧窮落後、百廢待興的祖國。今天有些人或許很難理解，但在當時，朱光亞的理由不僅充分，而且是那樣充滿激情。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使海內外所有的炎黃子孫對自己的祖國充滿了期待。怎樣回應這種期待，對中國共産黨怎樣踐行自己的信仰，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新的挑戰。對此，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説：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的確，中國共産黨人用28年的時間證明了自己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奪取全國政權以後，應該怎樣去建設一個新世界呢？圍繞社會主義建設這一中心任務，中國共産黨人開始在自己的信仰之旗上，抒寫新的傳奇。

    信仰融入自強不屈的精神

    鳥巢，2008年北京奧運會主會場，它以巨大的門式鋼架結構組成，全部用鋼量為11萬噸，它是今天中國國力的一個小小的展示。但是，我們無法想象，1949年中國的鋼産量，不論品種和質量，全部加起來也只能建一個半鳥巢。作為鳥巢用鋼的生産企業之一，鞍鋼見證了新中國建立初期的艱難歲月。

    1948年2月，鞍鋼回到了人民手中。但這個舊中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在1945年到1947年的3年時間裏，由於日軍和國民黨軍隊的破壞，已是千瘡百孔，滿目淒涼。當時，一位留用的日本冶煉專家斷言：現在，中國人只能在這裡種高粱。要出鋼至少得要20年後。那時候，中國不僅僅沒有鋼鐵，還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毛澤東曾形象地説：“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今天的鞍鋼已經是全球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之一。然而，這樣的輝煌是從60多年前開始的，是用一個個破舊的螺栓、閥門甚至是不起眼的小小螺絲釘鑄成的。在今天鞍鋼的一座座高爐下面，依然保留了許多小鐵屋，這裡存放著煉鐵高爐的1000多種零配件。這樣的倉庫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孟泰倉庫。

    1948年的冬天，已經離開鞍鋼兩年的老工人孟泰被軍代表請回了鞍鋼，而當時孟泰一家已經斷糧。

    讓孟泰最感動的是，軍代表告訴他，從今天開始，鞍鋼屬於像他這樣的普通工人。從今天開始，鞍鋼生産的每一噸鋼都是為了建設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

    當時的鞍鋼，方圓十幾公里，孟泰帶著他的工友奔波在十里廠區，揀回一根根鐵線、一顆顆螺絲釘、一件件備品。短短數月，回收了上千種材料，撿回上萬個零備件。在他的帶動下，鞍山全市居民獻交煉鋼器材21萬多件，煉鐵高爐逐步恢復了起來。1949年6月，2號高爐流淌出第一爐鐵水。從一片廢墟到恢復生機，鞍鋼人僅僅用了16個月。兩個月之後的8月1日，孟泰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産黨，擁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從此，孟泰“跟著共産黨走，棒打不回頭”，走上了一條堅定的信仰之路。

    中南海懷仁堂，解放以前一直是王公貴胄出入的地方。1950年9月25日，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孟泰和463位普通勞動者走進這座殿堂，他們共有一個閃光的名字——“勞動模範”。在他們的笑容中綻放的，是一種新的激情和信仰，那就是把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轉化自強不屈的精神，通過自己的勞動奉獻建設起一個強大的新中國。中國共産黨人的信仰，就這樣把普通勞動者和新中國前所未有地聯絡在了一起。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有了這些用新的信仰武裝起來的普通勞動者，中國共産黨將領導人民在一張白紙上描繪最新最美的畫卷。然而，就在這些勞動模範走進中南海10多天后，一場血火考驗就不期而至。

    1950年秋天，在美軍轟炸機的轟炸下，鴨綠江大橋成為一座斷橋，新生的共和國剛剛慶祝完第一個生日，就不得不面對世界上頭號強國美國的挑戰。1950年，美國的鋼産量是8772萬噸，同時還擁有原子彈和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具有最強的軍工生産能力。而當時的中國，鋼産量只有60萬噸，基本上沒有軍事工業，部隊的裝備是繳獲的“萬國牌”。面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強加給的戰爭，中國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毅然派出志願軍抗美援朝，完全是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正義之舉。不戰，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將無法挺起胸膛，就沒有光明的前景。而力量對比懸殊，註定了戰爭的殘酷性。但就是在如此力量懸殊的較量中，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産黨人自強不屈的精神，同保家衛國的目標，緊密地連在了一起，正是在這樣的信仰感召下，他們以血肉之軀為新中國贏得了勝利和尊嚴。

    1950年11月29日，志願軍連長、共産黨員楊根思帶一個排扼守一處高地，此前已連續擊退號稱“王牌軍”的美軍海軍陸戰隊第1師的8次進攻。這時，全排只剩下楊根思和兩名傷員。面對敵人的第9次進攻，已經負傷的楊根思平靜地對兩個傷員説：“你們下去，把重機槍帶下去，不能留給美國鬼子。”戰友走後，他打完最後一顆子彈，拉著了最後一個炸藥包的導火索，縱身撲向敵人。

    在先後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的290余萬志願軍官兵中，有11萬多像楊根思這樣的英雄兒女在作戰中犧牲了。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共産黨員。

    為保家衛國，這些英雄兒女在剛剛跨進新中國門檻的時候，倒在了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其中就有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當時是北京機器總廠的黨總支副書記，他是第一批報名參加的志願軍戰士。但是，他別離新婚妻子到朝鮮僅僅34天，就在敵機的轟炸中犧牲了。毛岸英出發前，毛澤東曾同人談起：“我是黨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又派誰的兒子去呢？”毛岸英犧牲後，他把毛岸英穿過的一件白襯衣珍藏到自己去世。1953年4月，毛澤東在中南海專門接見了一位來自四川農村的老母親鄧芳芝，因為她像毛澤東一樣，兒子也犧牲在了朝鮮。她的兒子，就是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敵人機槍的黃繼光。領袖和人民，同樣的付出，同樣的感情，為的是同一個信仰，那就是自強不屈地建設和保衛新中國。

    上世紀50年代初，邊打邊建的新中國，只用了3年時間，就實現了恢複國民經濟的目標。到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的時候，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取得巨大進展，人民生活得到較大改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多年來共産黨人為之奮鬥追求的目標，就這樣從理想一步步變成了現實。

    信仰是“一團火”、“一滴水”

    北京王府井商業街，每天人來人往，熱鬧非凡，據説平均每天要接待60萬名遊客，被稱為“中國第一街”。位於王府井大街中段的百貨大樓門前，有一座雕像，他就是曾經在這裡工作了32年，接待過近400萬名顧客的百貨大樓售貨員張秉貴。當年，張秉貴站櫃臺，被稱為“燕京第九景”，就像北京的傳統名勝“燕京八景”一樣，充滿魅力。

    張秉貴有幾手絕活，最著名的就是“一抓準”。不管顧客想要幾斤幾兩，他都能一抓一個準。

    在張秉貴的櫃臺前，許多人第一次發現，如此平凡的一種勞動，原來也能給人帶來這麼多的快樂。

    在賣糖的同時，把溫暖送到顧客的心裏。這樣的服務，被稱為張秉貴的“一團火”精神。正是心裏對待顧客有溫暖的“一團火”，才可能有“一抓準”、“一口清”的勞動水平。

    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讓勞動放射出燦爛的光華。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帶來尊嚴，勞動是一種美德，勞動是連接現實和未來的橋梁，勞動更是共産黨員信仰最樸實的實現形式。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潤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線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糧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顆最小的螺絲釘，你是否永遠堅守著生活的崗位？如果你要告訴我們什麼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揚那最美麗的理想？”寫下這段文字的，是一個21歲的青年戰士，一名共産黨員，他的名字叫雷鋒。1962年，雷鋒在工作中犧牲時，只有22歲。與同時代的年輕人一樣，雷鋒也喜歡時尚、熱愛生活。但就是這麼一個普通的年輕人，為什麼卻能夠感動那麼多人的心靈，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

    雷鋒做的事，件件平凡。他把自己省吃儉用積存起來的錢，寄給受災人民。他經常在節假日和休息時間到部隊駐地附近車站，扶老攜幼，迎送旅客。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他擔任校外輔導員，以自己的行動影響和激勵少年一代的成長。這些平凡的小事匯聚起來，卻是那樣的不凡，這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雷鋒生前沒有經歷過戰火的錘煉，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他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以學到。他又是偉大的，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能學到。每個人都是“一滴水”，但要昇華為雷鋒式的“一滴水”，卻必須用信仰去凈化，用奉獻去呵護，用執著去努力。這就是“雷鋒精神”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共産黨人的信仰，立下的時代坐標。

    信仰凝聚出創業精神

    經過一天的努力，大慶油田1205鑽井隊又一口新井即將開鑽。這一天，也是1205鑽井隊老隊長王進喜去世41週年紀念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隊員們以特有的方式，紀念他們的老隊長，一個為中國石油工業奮鬥一生的共産黨員。1959年10月，王進喜作為全國勞動模範，到北京參加國慶10年慶典。一天，他路過沙灘北大紅樓附近時，看到公共汽車上背著“大包袱”，就問身邊的人：“汽車背的是啥？”有人告訴他：“那是煤氣包，因為國家缺油，公共汽車改燒煤氣了。”國家缺油到這個程度，對石油工人來説，實在是説不出來的痛楚。這位堅強的西北漢子，蹲在街頭哭了起來。

    1960年春，一場規模空前的石油大會戰，在東北大慶展開。王進喜帶領1205鑽井隊于3月25日到達薩爾圖車站，下了火車，他一不問吃、二不問住，先問鑽機到了沒有、井位在哪、這裡的鑽井紀錄是多少，恨不得一拳頭砸出一口井來，把“貧油落後”的帽子甩到太平洋裏去。

    這是當年留下的真實畫面，王進喜帶領他的工友們用撬杠撬、滾杠滾、大繩拉的辦法，“人拉肩扛”把鑽機卸下來，運到薩55井井場。

    僅僅4天時間，一座重60噸、高40米的井架豎立在大慶的茫茫荒原上。然而，沒有打井用的水，無法開鑽。

    王進喜組織大家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用臉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噸，保證了按時開鑽。4月19日，薩55井勝利完鑽，進尺1200米，王進喜帶領的1205鑽井隊首次創下了5天零4小時打一口中深井的紀錄。

    這樣的畫面為我們永遠地保存下了鐵人精神的力量。王進喜留下了許多感人至深的名言：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寧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這困難那困難，國家缺油是最大困難；這矛盾那矛盾，國家缺油是最大的矛盾。這些質樸無華的語言，每一句都閃耀著信仰的光芒。這是什麼信仰，是共産黨人為建設社會主義而艱苦創業的信仰。一個民族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怎樣的精神風貌？一個國家，在艱辛創業的奮鬥中，能夠達到怎樣的精神高度？在那段歲月裏，中國共産黨人信仰凝結出的創業精神，給了我們答案。給我們提交答案的，遠不只王鐵人一個人。

    在今天的河南省林州市，有這樣一個旅遊景點：一條纏繞在半山腰的水渠，不僅吸引著遊客的目光，同時澆灌著林州54萬畝良田。然而，60多年前，林縣還流傳著“水缺貴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門逼租債，窮人日夜愁”的哀怨，是個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貧困山區。這樣的面貌能夠改變嗎？林縣人要用壯志換新天。他們決定“重新安排林縣河山”——在太行山的懸崖絕壁上劈山修渠，要把漳河水引入林縣。1960年正月十五這一天，林縣人沒有過傳統的元宵節，而是扛起鐵鍬，推著小推車，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太行深處。從1960年2月開始，中共林縣縣委組織數萬民工動工修建紅旗渠。在這個難以想象的建設工程中，哪最苦最險，哪就有共産黨人。

    這段影像，最真實地記錄了修建紅旗渠的艱險，人們腰繫繩索，在懸崖上作業。稍有不慎，就有撞傷身體、甚至掉下懸崖的危險。在一次爆破作業中，發生了山體崩塌，眼看著山上滾滾而下的巨石，鐵姑娘隊隊長李改雲一把推開來不及躲避的隊友，自己卻被埋在亂石堆下，付出了一條腿終身殘疾的代價。

    1965年4月5日，林縣人民從四面八方匯聚到紅旗渠分水嶺，親眼見證了他們盼望已久的幸福時刻——總幹渠通水儀式。經過五年零兩個月的艱苦奮鬥，這條長70.6公里的人間天河，奇跡般地穿行在蜿蜒起伏的太行山腰。

    今天，紅旗渠已經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徵，青年洞成為紅旗渠精神的標誌性景點，吸引著來自各地的年輕人。創業艱難百戰多，創業艱難奇跡多，創業艱難，精神昂揚。那個時代，共産黨人的信仰鑄就了一座又一座精神的豐碑。在需要保家衛國的時候，創造了“抗美援朝精神”；在沒有石油的時候，迸發出“大慶精神”；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誕生了“雷鋒精神”；為了讓舊貌換新顏，涌現出“紅旗渠精神”。

    信仰鑄就公僕本色

    1956年，在黨的八大召開之際，一位詩人寫下了這樣的感觸：“不要忘山鄉水村的那些母親，不要忘一同睡過破炕蓆的兄弟，也不要忘縫縫補補的姐妹情誼，他們的煩惱和困難要多多深思。這是我們的本色也是我們的來歷，把它像石碑一樣刻在心裏！人民，這就是共産黨員的上帝，所有的上帝都比不上他那樣神奇！”詩人能用美麗語言詮釋的共産黨人的公僕本色，是因為有更多的共産黨人，用自己的行動給他們提供了動人的素材。

    1962年12月，焦裕祿擔任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他一到任，就投入封沙、治水、改地的鬥爭。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趟著齊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勢；臨終前，他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後“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他要看著群眾把沙丘治好。在為人民服務的過程當中，“把人民裝在心裏”的著名公僕，還有福建省東山縣委書記谷文昌。

    離廈門不遠，有一個綠樹掩映的海島——東山島。島上綠樹成蔭，氣候宜人，有近21萬人居住在這個方圓188平方公里的小島上。由於生態條件好，這裡養殖的鮑魚一直是周邊市場上的暢銷貨。

    在島上，這樣的祭拜活動每年清明都會舉行，“先祭谷公，再祭祖宗。”已經是東山人不成文的一個習俗。老百姓年年祭拜的這位谷公，就是東山縣委書記谷文昌。
    1950年，當谷文昌隨解放軍南下來到東山時，他看到的是風沙肆虐的景象。東山島一年有大半時間刮6級以上大風，曾經有11個村莊被風沙掩埋，年年都有人外出逃荒。

    谷文昌帶領大家在東山島風沙最嚴重的3個災區種下了2萬多株木麻黃。然而，一場倒春寒，剛剛種下的木麻黃幾乎全部死掉，僅僅存活了9株。這個時候，谷文昌來到白城林地，把活下來的9株木麻黃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到1964年，全縣造林就已經達到82000畝，400多座小山丘和3萬多畝荒沙灘基本完成了綠化，在194公里的海岸線築起了“綠色長城”。荒蕪的東山島終於變成了美麗的綠島。1981年谷文昌病逝後，當地群眾把他的骨灰埋在了木麻黃掩映的東山島上。每逢敬宗祭祖時節，老百姓都要首先祭奠這位為東山人民造福的共産黨人。

    在江西省蓮花縣玉壺山上，也有一座墓碑：老紅軍甘祖昌就長眠在這裡。甘祖昌1927年參加紅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他頭部曾三次負重傷，1957年，已經是新疆軍區後勤部長、解放軍少將的甘祖昌，主動要求辭去領導職務，帶著全家回到了家鄉江西省蓮花縣坊樓公社沿背大隊務農。

    回鄉29年，甘祖昌和鄉親們一起修起了3座水庫，25公里長的管道，4座水電站，3條公路，12座橋梁。甘祖昌離職回鄉，工資還保留著將軍的待遇，這些錢用在集體生産和幫助貧困戶的，有據可查的就達85000元，幾乎佔了他回鄉29年全部工資的80％，而他對自己卻總是省吃儉用。

    有人問甘祖昌：你有官不當，有福不享，有錢不花，到底圖個啥？甘祖昌的回答是：“我們幹革命不是為了個人陞官發財，不是推翻一個剝削階級再培植一個新的特權階層。我們幹革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産主義。”1986年3月28日上午，躺在病床上的甘祖昌交待老伴：“下次領了工資，再買些化肥，送給貧困戶。”這是他最後的心願。當天中午，他因病情惡化不幸逝世。他一生征程萬里，從不肯停下來歇歇腳步，留下的是淡泊名利、心繫人民的公僕本色。公僕本色，是檢驗信仰真偽的試金石，是衡量信仰堅定性的標尺。做人民的公僕，是解讀共産黨人信仰最可寶貴的密碼。信仰，是一種可以傳遞、可以倍增、可以紮根的力量，有了千千萬萬以生命踐行信仰的&&人，跟隨黨的隊伍必定會越走越長。

    站在信仰的旗幟下

    1955年10月8日，衝破重重阻礙，錢學森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而當時，他已經是名揚美國的空氣動力學家。

    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製造出自己的汽車、飛機，部隊使用的主要還是蘇式裝備，尖端武器的研製更是一張白紙。擁有自己的尖端武器，成為當時最迫切的需求。

    歸國後，錢學森開始主持導彈研發工作。在當時，他是唯一一位見過導彈的中國人。許多與導彈相關的術語，都是由他親自翻譯的。1959年11月12日，錢學森成為中國共産黨的一名正式黨員。他後來回憶説：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産黨正式黨員，我激動得整夜睡不著覺。從此，錢學森把一名科學家的理性、良知和一名共産黨員的理想、信念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當有人問起他的人生選擇時，錢學森的回答是：“我為什麼要選擇中國？我的回答是因為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共産主義的理想，還因為我熱愛我的祖國。”“我只努力做一個合格的中國共産黨黨員而已，尚不知是否真夠格。也因為這個緣故，我做一點事也是應該的。”

    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活力和成就，讓信仰的旗幟更具魅力。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站在了共産主義的信仰之旗下面，這裡不僅承載著他們的報國情懷，更承載著他們對人生意義的追尋。地質學家李四光在1958年入黨的時候，已臨近古稀之年，但他卻説，自己“像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生命的新起點剛剛開始”。數學家華羅庚1958年就申請入黨，當1979年獲得批准時，他在一首詞中表達出這樣的心聲：“橫刀哪顧頭顱白，躍進緊傍青壯人，不負黨員名。”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表彰的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中，有19人是中國共産黨黨員。他們中有的人已經不在人世了。鄧稼先就是其中的一個。

    1958年8月的一天上午，當時身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的鄧稼先，走進了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的辦公室。

    從那一天起，鄧稼先在飛沙走石的戈壁灘核試驗場，整整度過了8年的單身漢生活。在中國一共進行的45次核試驗中，鄧稼先參加過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親自現場指揮。1979年，一次空投核彈的試驗出現故障，作為這次核彈試驗簽字負責人的鄧稼先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到實地查看核彈具體情況。他竟用雙手捧起了含有劇毒的碎彈片。在隨後的一次住院檢查中，鄧稼先身體各項指標均不正常。

    1985年國慶節那天，在癌症擴散無法醫治的時候，鄧稼先提出的要求是去看看天安門。鄧稼先臨終前留下的話是：“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直到鄧稼先去世的時候，人們才知道，有這樣一批國防科技專家默默奉獻的故事。早在1959年，當中國決策研製原子彈後，一批科技專家突然消失了，在任何報道或學術會議中，都沒有了他們的消息，甚至連他們的妻子兒女，都不知道他們到底去了哪。

    正是這些人，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不僅創造了“兩彈一星”的科學奇跡，還創造了激勵後人的“兩彈一星”精神。

    在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了改變貧窮落後的社會面貌，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在信仰的旗幟上，書寫了一個又一個傳奇，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發展進步。
   
    當時的一位詩人，曾經這樣吟唱：未來世界的主人啊，社會主義祖國的公民！你們的生活，縱然千百倍地勝過當今，也不會有一個早上，忘記了這一代人的困苦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