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德國統計學家恩斯特 恩格爾的觀點，一個家庭收入越少，其收入或總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佔比例就越大。而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總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比例則會下降。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越窮，每個國民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於購買食物的支出所佔比例就越大，隨著國家的富裕，這個比例將呈下降趨勢。

　　但我們發現，恩格爾的理論在中國再次失靈了。我們現在似乎並不貧困，但是我們的月收入勉強只能買得起一籃棕子，或者一盒月餅。我們靠自己的工資，根本無法帶著家人和親戚朋友到三星級以上的飯店吃飯，因為在那裏一頓飯的開支就是我們半個月的收入。如果你請的客人不小心點了上點檔次的酒水、香煙、茶葉，那你全家這個月的進項就全部貢獻到飯店了。

　　當然，恩格爾所謂的食品開支是以“家庭自助餐”為基準的，主要還是麵粉、大米、肉蛋奶。但市場和酒店的食品價格，跟家庭購置的食品原料價格並非完全沒有關聯。如果農貿市場的食品、副食品價格遠遠低於超市、酒店，那麼就會有更多的相關産品會想辦法改頭換面躋身於超市、酒店。在這個磨合與博弈的過程中，最終受傷的仍是終端消費者，亦即我們每一個國民。

　　不要以為天價粽子、天價月餅、茅臺、五糧液只是高檔消費場所與少數富人之間的願打願挨，它影響的是我們整個的社會。直到今天，我們的地方有關部門提倡的還是“拉長産業鏈，增加再就業”，還是“深加工、精加工、小包裝，增加附加值”。在這樣的思路引導下，原本不足3元錢一公斤的大米，會漲到幾十元一公斤。甚至一些過了期的陳年老米，也會被貼上生態綠色之類的生動標簽溢價銷售。許多即做即食的地方小吃，本來應該以傳播工藝的方式到各地開連鎖店經營，最終卻被引入研究長期保鮮和外包裝的歧途。消費者需要買單的，不僅僅是原料、工藝，還有防腐技術和外包裝材料與技術。

　　長此以往，我們的恩格爾系數無法下降了，因為在我們家庭收入增長的同時，最新潮的食品加工、包裝、流通、炒作技術也是在不斷翻新花樣。有關商家和研發、流通、推介環節的成本最終還是要分攤到我們的嘴上。高端食品價格漲到一定程度，公眾會拒絕購買嗎?也許會，但最終人家並沒有停産停售。為什麼?因為有人可能花公款在購買，也可能有人以高端食品代替了其他生活用品在搞公關。

　　1880元一籃的端午粽子、1.3萬元一瓶“故宮禦酒”也許沒有人買來自己享用，三星以上的酒店也許沒有人自費宴請親戚朋友，但是我們的公共開支可能往那個方向流動，腐蝕官員的富商們可能正好找到了問路石。因為一張嘴叛變革命，這難道只是天方夜譚嗎?因為自己吃不起，所以去吃公家的、去吃別人的，這難道不是一些官員腐敗軌跡的悲情開端嗎?（作者 薄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