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到1976年，周恩來把生命中剩下少得可憐的時間和精力，繼續用來處理黨和國家生活中的若干重大問題和重要國際事務，但也辦了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瑣事”。

　　祭老舍。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投太平湖自殺。周恩來聞訊十分悲痛，當著工作人員的面跺著腳説：“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麼向社會交代啊！”此後，他一直記著老舍。1975年8月24日，重病纏身的周恩來讓醫護和身邊工作人員陪他去北海公園散步，走著走著，突然在一處湖邊停下，默默地望著靜靜的湖水出神。他告訴隨行人員：“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你們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嗎？讓我詳細講給你們聽。”他一邊望著湖中粼粼的碧波，一邊心情沉重地講述著老捨得故事。他知道，老舍死後還一直戴著“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的黑帽子。這對老舍來講，是一場不白之冤；對廣大知識分子來講，也是沉重打擊。所以多少年來，此事像石頭一樣壓在他的心頭。現在，他重病在身，回天無力，只能利用這最後的機會，在老舍當年罹難的地方，用這種特殊的方式來祭奠，藉以寄託自己的哀思、表明對廣大知識分子的尊重與厚愛。老舍夫人提起這件往事，曾無限感慨地説：“那是總理跟舍予作最後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談。”

　　薦楊度。楊度早年曾力主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他聯絡孫毓筠等5人組成“籌安會”，積極策劃恢復帝制，被稱為“籌安六君子”。袁世凱死後，他遭到通緝，到處流浪。後來，他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晚年對蔣介石獨裁和殘殺共産黨人的行為十分憤恨和不滿，毅然于1929年加入共産黨。他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裏，為黨的事業而奔波，營救了一些革命同志。由於他入黨後只和周恩來單線聯絡，所以外界知道他是中共黨員的人極少。周恩來一直怕這一重要史實湮沒，始終牽掛著。1975年10月7日，他經搶救從昏迷中醒來，隨即對秘書説：“你告訴王冶秋，‘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為黨做了大量工作。請王冶秋將此情況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時，要將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後湮沒無聞。”

　　捐國寶。周恩來六伯父周嵩堯，民國初曾任袁世凱大帥府秘書、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長，後因看不慣軍閥的明爭暗鬥，棄官回到揚州，傾畢生積蓄收藏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詔版、漢代錢幣、宋代名家字畫等國寶級文物。新中國成立後，周嵩堯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他在1953年逝世前，把收藏的這些國寶贈送給周恩來。周恩來病重後惦記這件事，臨終前特囑咐鄧穎超：“將這批文物全部交給國家，由故宮博物院全權處理。”

　　這幾件事，比起治國安民的大政方針，按説都是些不起眼的“瑣事”，不值得一個日理萬機的大國總理親自去處理，更無法想象竟然會成為他臨終前一定要做的事情。但周恩來卻在去“馬克思那裏報到”前，用盡最後一點心力，認真辦好這些“瑣事”。這讓人看到一個真正的共産黨人身上那不拒細流、不棄小事的公僕情懷。這又何嘗不是周恩來留給我們的一種寶貴精神財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