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遏制擇校亂收費，國家有關部門今年以來陸續出臺禁令，內蒙古、江蘇等10多個省、區近期也相應出臺嚴規。然而，記者在北京、內蒙古等地調查發現，由於擇校收費私下進行，似乎形成一條灰色鏈條，因而禁令嚴規遭遇執行難。（6月19日《北京晨報》）

　　每年小升初之前，從上到下的有關部門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出“嚴禁擇校亂收費”的禁令，久而久之，發禁令的有關部門，似乎已經把發禁令當成了例行公事，今年到時間了，把去年的禁令改個日期再向下發一次，學校對這樣的禁令也就産生了“審美疲勞”，照例傳閱存檔了事。而家長面對的事實卻是：想擇校的人越來越多，擇校費不僅越來越高，而且越來越難繳，沒有過硬的關係，沒有學校的人脈，想繳擇校費也難。所以如今家長為孩子擇校，不僅有大筆鈔票的支出，更有精神和人情的支出。年復一年的嚴禁令，卻得到了年復一年甚至是一年更比一年厲害的擇校亂收費，教育改革的陽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照到作為義務教育的“小升初”環節上？

　　給學生和家長製造這種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教育改革的停滯不前。據教育界人士稱，小升初（其實進小學也一樣）擇校亂收費的屢禁不止，根本原因是“優質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應當承認，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漫長的時間。然而我們卻不能因為需要漫長的時間，就可以滿足於每年都把“嚴禁擇校亂收費”當做例行公事來做，走一個過場了事，更不是可以放任學校不斷擴大擇校生數量，理直氣壯亂收擇校費的理由。

　　其實，不管學校以什麼對策對付“嚴禁擇校亂收費”的政策，只要真正想“嚴禁”，政策總是可以抑制對策的。首先，要公開每個學校應當招收的本學區學生人數以及通過摸底掌握的實際學生人數，讓學校接受本學區每個學生家長的監督；其次，如果在滿足本學區學生入學的前提下，尚有多餘的招生名額，可通過公開報名、電腦抽籤的辦法決定錄取名額；第三，一旦發現學校收取擇校費，不是一退了事，而是按照集體貪污罪追究校長和具體經辦人員的刑事責任。

　　相信只要不把“嚴禁”當作例行公事辦，就一定能辦好。否則，只有讓對策一次次地戰勝政策，政府的公信也就在一次次政策的敗北中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