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經濟學家姚景源接受採訪時建議，“年輕人贍養老人可抵扣個稅”。這是應對當下推遲退休、養老金問題的深入討論。在2011年初，討論以家庭人均收入計徵個稅的呼聲也非常強烈。可見，結構性調整稅收與家庭生活水平、養老問題、社會公平問題越發緊密相關。

　　贍養人數多寡，會影響家庭生活水平。這裡的贍養人口，還不止于贍養老人，理應包括撫養小孩。在政策允許下，為什麼出現了雙獨子女也不敢多生的現象，就是因為撫養一個小孩，在很多大城市生活的家庭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挑戰”。這種撫養小孩的經濟壓力，比“贍養老人”的壓力要大很多。因為城市老人，基本上都擁有退休金或養老金，從經濟上來衡量，“贍養老人”與撫養小孩相比，撫養小孩是一種“純粹負擔”，而“贍養老人”，往往並非一種“經濟負擔”，可能還存在“經濟補償性質”的“啃老型”正收益。

　　在現實情況中，也不能簡單地以“贍養老人數量”來抵扣個稅。誠如城市老人高退休金家庭，從嚴格意義上而言，並不存在著贍養關係。因為經濟層面，子女贍養長輩，並非一種純粹支出和付出。所以，如果要界定贍養老人，一定是對“低收入老人”或者“困難長輩”的贍養，才符合姚景源先生所提“年輕人贍養老人可抵個稅”的原則。否則，簡單粗放地認為年輕人贍養老人便可以減扣個稅，而不嚴格界定“贍養”形態與對象特徵，將必然造成新的不公平。

　　回到以家庭人均收入徵收，才是真正的體現了稅收公平。家庭成員包括需要贍養的長輩和需要撫養的未成年子女。試想，如果一對從農村到城市發展的青年夫婦，丈夫月收入8000元，妻子月收入6000元，他們需要贍養丈夫從農村接到城市的父母，父母兩個的養老金收入共計500元，妻子一方還需負擔一個長輩的生活費用。還要撫養一個讀小學的小孩。按照現在的個稅繳納方式，丈夫需繳納345元，妻子需要繳納145元，夫妻雙方每月繳納了490元。而如果按照贍養與撫養人口數計算，這對青年夫婦需要供養6個家庭人口，其家庭人口平均收入才2400多元。這大大低於3500元的個稅計徵標準。所以，在城鄉二元結構模式下，由於所需贍養老年人口的收入過低，大大加重了工薪階層的贍養負擔。

　　贍養老人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法律義務。我們的社會政策理應按照社會公平與最大程度的善，去緩解與抹平因制度帶來的失衡。現在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正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但相比城市人口而言，城市老年人口還是非常低收入的群體。要讓那些在城市中就業的“脫農族”獲得公平，必然要考慮城鄉二元以及老人收入水平的客觀差異，真正讓那些默默承受贍養長輩的“農村來的”年青階層，獲得更多的減稅機會。

　　好的制度與政策可以成全更多善良的人，根據家庭贍養人口數量的實際收入情況，實施以家庭人均收入為標準的個稅徵收制度，必將是一種更好的制度和政策。

　　(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胡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