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公署廉政專員湯顯明接受鳳凰衛視獨家專訪時，重申廉署絕對沒有領導“遞條子”事件，表示在查特首曾蔭權案件時，與被查者有私人關係的專員須回避。湯顯明稱，廉署不會對某一個行業或某一個社會地位的人特殊照顧。他還否認許仕仁及新鴻基案在曾蔭權任期內被延緩調查。（6月16日鳳凰衛視）

　　湯顯明説：香港廉署最重要的是獨立，不受任何人的管制。對於領導“遞條子”的事件，我在廉署五年，可以很簡單、很堅定、很明確，沒有，不會有，我也不相信執行處的人有這樣的膽量，去將一件應該做的事不做，ORC（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不會容許，執行處做任何案件，不可能只有一個人獨立做完，有其他人知道，它是要經過集體的討論，只要任何一個人來拉一拉那個警鐘，想令人們不做當做的事情的人，就會非常麻煩。

　　如此之堅決果斷，讓我大感敬佩之時，也不由得有些驚訝。能不能頂住領導“遞條子”、“打招呼”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香港廉署，領導連“遞條子”的事都不去幹，也沒有幹。

　　反觀我們內地，顯然大不相同。在內地，當我們有關部門開始介入腐敗案件時，最頭疼的恐怕就是領導“遞條子”、“打招呼”、“講人情”等等，此種壓力非一般力量可比。於是，本來一些簡單或低級別的腐敗案件，也要考慮排除干擾，要麼異地辦案，要麼提高一個級別辦案。但是不管怎樣，這其中的領導影響力不可估量，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決定一個案件的查處與停止。

　　但是為什麼在香港廉署就沒有這種事件發生呢？即使是曾蔭權在任時，也沒有出現延緩調查的事件，這裡面究竟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呢？

　　至少有三點：一是關於反腐敗立法的問題。對於香港來説，誕生於30多年前的《防止賄賂條例》，被看作是一個重要的法寶，其中兩項特殊反腐政策尤其為人津津樂道，任何政府的僱員如果擁有與收入不相稱的財産，而又無法提出合理解釋，即屬違法；任何政府僱員未得到行政長官許可而接受禮物或一定數額的貸款，即使沒有貪污動機的證據也屬違法。

　　二是關於香港廉署的獨立地位機制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各種世俗、權力的干擾，同時又有一整套機制來約束廉署的行為，防止其權力過大引發的腐敗問題。

　　三是關於反腐敗意識的問題。上個世紀70年代，香港也是貪腐嚴重，引發了群眾的極大不滿，後來才有了香港廉署。在這一系列的反腐敗行動中，反腐、肅貪得到了廣大香港人的擁護與支持，形成了極大的共識。根據“透明國際”組織公佈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2011年，香港在全球183個地區排名高居第12位。而這一次，他們同樣把調查指向了前任行政長官，也是他們的上司，至少也説明了香港人捍衛廉潔之都的共識。

　　當我們內地有人還在説什麼適度腐敗論時，甚至有人説腐敗同樣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等論調時，我們也許能夠從香港的實踐中收穫什麼。

　　作者：碧翰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