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高考時間，見仁見智，各執一詞。我國的高考時間曾經歷過一次重大調整，2003年開始，每年的秋季高考時間由實行了20多年的7月改成了6月，考生擺脫了赤日炎炎的煎熬，當時的考生及其師長都為之拍手稱好。但緊接著就有呼聲，要求將高考時間改為每年6月的第一個雙休日，有媒體歸納了7大好處：考生可以不再備受交通擁堵的煎熬、陪考家長不用再為請假發愁、可以有效地降低保障和維護高考秩序的社會成本、雙休日相對安靜的環境更有利於考生的發揮、不再因高考而影響其他年級孩子的課程、比起由7月改為6月的難度低得多、高考試卷的改革也使得高考時間的調整成為可能。為此，教育部發言人曾在2005年回應道：教育部已經注意到將高考調到6月第一個週末的建議，待今年高考結束後，將就此進一步組織論證。由於這個表態，致使人們樂觀地預判，自2006年起，高考時間就要改到6月的第一個雙休日了。

　　但是，7個年頭過去了，儘管年復一年地重提這個問題，但教育部始終沒有再發聲，不知調研得如何、論證得怎樣。於是，今年初夏，輿論間又一次呼籲：高考應改時間。

　　其實，正如有專家論證的那樣，高考由固定的6月7、8、9日改到每年6月的第一個雙休日，可行性操作性強，由於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不存在多大難度。既然考生、家長和社會都有呼聲,有關方面應該考慮研究大多數人的意見,進行合理化調整。

　　然則，教育部為何緘口無語，更沒有實質性的舉措呢？令人納悶。“民憂所呼，我有所應”，“呼”之後卻不“應”，這是什麼態度呢？是置之不理還是有難言的苦衷？即便認為不應該改，或覺得調整時間的難度大，也應該向社會做出解釋呀！消極應對、回避矛盾，可不是政府部門應有的作風。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我們當然繼續期待著教育部的回應，但從社會普遍存在的“高考焦慮徵”來看，恐怕也需要審視和反省。可否來一番推演：

　　如果高考日，考生們都自行前往考場；

　　如果家長不再為送考護考而特地請假；

　　如果社會各界不再為高考興師動眾大動干戈；

　　如果高三學生認為除了高考之外還有更廣闊的天地；

　　如果高級中學不再為大學升學率、一本錄取率率、名校中榜率而奮鬥；

　　如果全社會都以平常之心泰然之情看待高考及其結果……

　　那麼，工作日高考所遇到的種種矛盾還會存在嗎？還有必要為調整時間而耿耿於懷、喋喋不休、糾結多多嗎？

　　這世界上的問題均有兩重性。有時兩面想想，雙重考量，或許會柳暗花明、豁然開朗。何況，原有的矛盾解決了，又回出現新的矛盾。即使高考的時間調整了，也不會一勞永逸。不從觀念上轉變對高考的認識，形形色色的、集體性的焦慮仍將持續。（新民網特約評論員呂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