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民警在我任期內發生問題，我深感羞愧。”9日，山西省公安廳交管局邀請百餘名基層運輸業者，就公路“三亂”問題開展懇談。會上，該省交管局局長尹喜平公佈私人手機號碼，並不止一次稱將為司機們“撐腰”。（6月10日中國新聞網）

　　為方便司機舉報民警違規操作問題，作為山西交警最大的“官”，尹局長公佈了自己的私人手機號碼、QQ、郵箱、微博等七項舉報渠道。此舉的用意，在於為司機們創造“越級維權”的條件，並藉以頂端權力的介入和威懾，防止中下端權力以個體意志阻塞司機維權的渠道、損害司機利益。由是觀之，尹局長的“撐腰”，首先是一種依附於個體形象之上的“權力撐腰”。較之於失范的權力行為，公正意志下的“權力撐腰”雖極具正能量，但仍舊是個體意志的産物，不具備制度的穩定性和普遍性。

　　回過頭來細細揣摩一下尹局長的話——“如果民警在我任期內發生問題，我深感羞愧”，這背後的隱隱無奈，正是對上文的有力注解。畢竟，作為一個流動平臺，官場若以個體意志維繫行政公平與正義，那麼，尹局長一旦卸任或者被調動，其治理公路“三亂”的決心，能否得到後來者的繼承？他公開私人手機號碼、QQ等舉措，又能否被下一任局長所效倣？這些問題，都沒有萬分確定的答案，亦恐為尹局長所擔憂。是故，包括司機在內，所有公民對權利的伸張，只有獲得了剛性制度的穩定保障，才不至於被權力意志所困擾，社會的有序運行才不會被人為中斷。這，應當成為制度改革的共識和方向。

　　從這個角度來看，尹局長公開個人信息等舉措，雖然能對中下端的權力失范行為進行施壓與糾偏，維護司機權益，但這種依託于權力意志的“越級撐腰”，仍未觸及制度內裏的弊端，難以治本。具體到山西公路“三亂”來説，監督管理流於形式、違法違規成本太低、監管缺乏長效機制，這些弊端都曾為論者所提及。那麼，在權力各段鏈條的運行中，如何打破內部監督機制的“作弊”可能，提高違法違規成本，避免一陣風式、運動式的整治，都需要在制度上下功夫。只有整個權力鏈條上的制度運行變得公正有序，公民才無需“越級維權”，頂層權力也無需“越級撐腰”，社會運行的效率也將得以提升。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