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曰新聞發言人，卻要“三緘其口”，甚至希望“做擺設”，“不發言”，這名義和實際的差距，耐人尋味。新聞發言人説“無可奉告”，肯定不受歡迎──不僅會招致媒體“不説實話”的批評，甚至連新聞發言人的上司都會責備其“連應付也不會”。而現在聽了新聞發言人的苦衷，或許我們在遇到新聞發言人“三緘其口”或搬出“無可奉告”的時候，還應感謝他們至少沒説謊。事實上，隨著這幾年一些新聞發言人的沉浮，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新聞發言人儘管未必真的扮演著“堵槍眼”的“高危”悲情角色，但不爭的事實是這一類人物似乎更像城管。

　　在不少地方進行的民意測評中，城管的得分往往是墊底的。這個測評結果，看似合乎實情──以城管一直以來負面消息纏身的形象論，墊底一點不虧，不過細細想，城管其實有點冤。原因很清楚：既然城市將遊販散攤定位於市容市貌的破壞者，那麼作為城管，只能是驅攤逐販。説白了即使城管願意放過攤販，上頭也不會放過城管，而會讓瀆責的城管“下課”。城管這個宿命，和新聞發言人何其相似。

　　新聞發言人的職責，可歸為兩句話：一句叫“搶喇叭”，一句叫説真話。所謂“搶喇叭”，就是第一時間發佈權威信息。而“喇叭”在手，則要説真話、道實情。但問題是，“搶喇叭”也罷，説真話也罷，由得了新聞發言人嗎？社會的關注集中在了新聞發言人個人身上，卻忽視了背後的制度問題。新聞發言人是一個個人，但他代表的是一級部門。新聞發言人是不是“搶喇叭”，是不是説真話，取決於政府部門是不是“搶喇叭”，是不是説真話。

　　顯而易見，“新聞發言人問題”的實質，不在新聞發言人身上，而是政府部門。換言之，政府部門想要新聞發言人怎麼説，新聞發言人才能説什麼。從這個角度看，新聞發言人或“三緘其口”，或“無可奉告”，希望“做擺設”，“不發言”，其實是政府部門的不及格。而要讓新聞發言人“搶喇叭”，説真話，首先需要制度化的賦權。這不是要給發言人一頂多大的烏紗，而是把發言人的權責制度化，賦予新聞發言人更多的自主權，並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應該把信息公開、回應解釋納入部門領導的考核指標體系。只要政府部門領導不“躲貓貓”，不“打醬油”，才會有新聞發言人的角色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