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説這世界上有三件事避不開：出生、納稅、死去，中國人也一樣。由此説來，負責了我們人生中兩件大事的醫生應當是我們最親密的人，但事實卻不儘然。國內頻發的醫患糾紛，讓人們紛紛疑問，醫生怎麼了？我們的患者又怎麼了？何至於此？

　　我們正處於一個擬態環境下，很多人的行為已經不再是對客觀環境及其變化做出的反應，而是對新聞機構提示的某種“擬態環境”的反應，從而産生對周圍生活的理解。而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容易産生跟風效應，對醫院的了解緊跟著媒體的報道，就像去年“砍童案”的跟風一樣，在醫療問題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時，我們的患者和家屬在看了媒體有關暴力解決醫患問題的報道後，對醫院和醫生的素質産生了極大的懷疑，採取暴力手段解決醫患問題仿佛成了民眾宣泄不滿的新突破口。

　　改革開放以來，在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基礎上，民眾對健康的要求也必然提高，而我國對醫療投入的不足以及醫藥不分家的現狀都制約了醫療水平的發展，但這並不成為醫患矛盾的必然誘因。都説醫者仁心，醫生看慣生死更尊重生死，醫生的職業素質水平高於社會其他行業這是不爭的事實。人有生老病死，我們的科學技術也沒有到達超越自然環境的水平，我們在醫患矛盾發生時除了感嘆患者家屬的衝動和醫院方面溝通能力欠缺時，是否還應該意識到媒體對醫療醜聞的過多渲染給醫患糾紛也埋下了伏筆。一些媒體關於醫療醜聞偏執一詞的報道給我們的民眾留下了刻板映像，在看病時會想著要不要給醫生送紅包，在搶救失敗後腦中充斥著醫生是否盡職的懷疑。

　　我們對醫生有著超出平常的道德要求這不過分，但作為媒體從業人員是否應該對自己手中的紙筆也應有更高的把握？一方面，對醜聞的的刻畫固然應迎合讀者的喜好，但對真善美的漠視，對醫患矛盾報道的不透徹，對話語權把握的不公平，卻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一些媒體為了經濟利益給一些資質不合格，條件不完備的的醫院和藥品打廣告，誤導了民眾，這等於是激化了醫患矛盾。

　　解決醫患問題，媒體必須成為積極的參與者，努力改變對立的醫患關係，讓醫生和患者重新攜手站在同一戰壕內，共同對抗疾病，共同創造生命的未來。這是改善醫患關係的希望，也是我們展開醫療體制改革的星星之火。（涂萬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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