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近年來城鄉合作建房問題愈演愈烈，引起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並出臺了相應的政策規定對這類行為明確否定。

　　一些專業人士向記者分析，此類問題的實質，是對農民集體所有土地進行的限制，究其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土地制度的問題。若城鄉分割的市場格局不能真正改變，“同地同價同權”的統一土地市場就不能建立，問題就無法得到根治。

　　目前，我國城市與農村土地市場存在的差異在於：城市國有建設用地有正式的土地使用權拍賣市場，實行市場定價，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使用權市場體系和價格制度一直沒有建立起來，以致造成“同地不同價”；城市建設用地使用主體有使用權證，可以作為抵押到銀行等融資機構進行再融資和資産評估，而農村建設用地沒有使用權證，也不能進行上述的抵押和融資行為，不具有資産功能。

　　而“城鄉合作建房”則是農民自發在其集體所有的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上建設的房産，不需要繳納類似開發商為獲取土地交給政府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

　　此外，由農民自主開發，省去了開發商環節，從而省去了基礎設施配套費等市政建設費用。工程設計建設的投入、應繳納的稅款、營銷費用等房地産商應該投入的成本費用也都大大節省。因而其開發成本，相比真正的商品房成本大大降低。這也是“城鄉合作建房”受青睞的決定性因素。

　　上述案件的主辦法官黃振源向記者分析，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城鄉規劃法，代替了原來的城市規劃法，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規劃制度，進入城鄉一體化的規劃管理時代。把城市和農村統一起來，進行統籌規劃，這也預示著未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總體趨勢。

　　但與此相反，商品化的土地使用權的管理，卻仍然是用徵地制度這座獨木橋來連接城鄉兩個地産市場，在二元土地制度之下，一元規劃顯然不能真正充分發揮作用，由此導致了城鄉規劃法難以達到其預期的立法效果。

　　黃振源認為，應當以國家大力整頓和解決“小産權房”問題為契機，加快推進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集體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打破土地流轉的行政壟斷，建立完善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這是消除“城鄉合作建房”矛盾糾紛的治本之策。(記者 安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