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在線專稿：《紐約時報》記者詹姆斯費羅斯（James Fallows）5月26日稱，儘管中國的發展模式帶來了30年的經濟騰飛，但在這種模式下，很難出現中國的“蘋果”公司。

　　過去30年來，中國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如此迅速地致富，如此大規模地降低貧困人口數量。在每個西方遊客眼裏，中國的超現代基礎設施使世界其他地方相形見絀。老百姓進行大量消費的同時，國家聚集了大量的海外資産。

　　但是，中國政府和公眾現在開始意識到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當前成功的發展模式是否會引發“低工資陷阱”的出現，外包工廠規模變得越來越大，但不一定使中國能邁進世界經濟格局更高的位置。

　　換句話説，中國公司能否從組裝ipad發展到研發自己的蘋果品牌，幾乎每一個蘋果産品都在中國製造，但工人和供應商從中只可以賺到每部産品10美分（約合0.63元人民幣）的利潤，剩下的利潤歸美國的設計師和股東、日本的零件製造商、德國的機器製造商和世界各地的零售商所有。對美國而言，問題是這種安排使上層人士而非中産人士獲得更多的獎勵。對中國而言，問題是搞清楚如何在一開始就獲得更多的回報。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的商業利潤向名牌企業傾斜，中國的世界知名企業很少。創新性最強，獲利最充足的是一些小型分包商，而先前不景氣的國企卻成為規模最大的公司。韓國的人口雖少，但卻擁有比中國更多的世界知名企業，如三星，LG。人口數量不及上海或北京的荷蘭也如此。

　　提出中國能否創造一個“中國的蘋果”的問題並不是在質疑中國人的創造性，只有實現社會和制度創新才可以擺脫“低工資陷阱”，儘管擁有蘋果、豐田、大眾和波音品牌的國家情況各有不同，但它們擁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強調知識産權保護，保證大學的獨立性。

　　為了迎接下一階段的繁榮和發展，為了趕超其他富裕國家，中國的體制不得不從這些國家身上吸取更多的優點。（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