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拓案雖已蓋棺定論，但這一案件再次令處於爬坡中的中國基金業深陷“老鼠倉”質疑。從2008年的唐建到今天的鄭拓，基金“老鼠倉”案已約十起，筆者分析其原因後認為，“信託責任”的長期缺位或是罪魁禍首。

　　調查顯示，鄭拓在管理交銀穩健基金期間，利用未公開信息，使用前妻及前妻嫂子的賬戶，先於或同步其所管基金買入相關股票，涉案金額超過5億元，收益達1400余萬元。由於金額巨大，案件引來各方關注，監管方面甚至用“一隻‘老鼠’搞壞一鍋‘粥’”，來形容案件對於整個行業的不良影響。

　　過去14年，中國基金業實現了資産管理規模爆髮式增長，在基金産品創新、改進公司治理等方面也取得明顯進步。但由於行業發展較快，其中一些問題沒有引起充分重視，比如，基金對最終投資者的信託責任、對持有人利益的保護、公司股東與基金經理及投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等，致使利益主體歸位不清，基金經理信託責任不強，為“老鼠倉”行為留下了發酵的土壤。自2008年唐建首度因基金“老鼠倉”遭到處罰以來，到鄭拓歸案，中國基金業被處理的“老鼠倉”基金經理已達10人。

　　畢竟，“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但筆者認為，身處基金行業，踐行信託責任應該成為每個基金經理的使命。基金經理應將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遵從契約精神，專業投資，克己奉公。

　　但是，殘酷的現實再一次提醒制度設計者，信託責任已經成了基金行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相關各方除了針對性地加強基金公司的內控制度建設，提升內控管理水平，防患于未然之外，在基金行業建立信託責任，同樣是亟待思考的問題。只有明確股東、管理層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先後問題，並以此為基石設計和建立其他制度和辦法，才能最終統一從業人員意識，重塑行業價值觀，並確保基金業健康發展。

　　在這方面，美國共同基金已為我們提供了行業範本，他們對信託責任做了清晰易懂的詮釋。在美國，共同基金僱員個人的投資交易活動同樣受到各種聯邦證券法規的限制，但這些法規的基石都是受託人責任標準。受託人責任標準要求共同基金忠誠于客戶，為客戶的最佳利益行事，並始終把客戶的利益放在首位。當然，歐美的辦法並不一定完全適合中國市場，但不可否認，其中一些經驗是完全可以借鑒和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