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魏德聖第一次看到邱若龍的《漫畫巴萊》，他僅僅把它當作一個熱血的故事。那時候，也許他腦子裏已經出現了好萊塢式的宏大場面炮火紛飛中，是300勇士浴血拼殺的身影。

　　假如魏德聖一直停留在熱血的層面，並給《賽德克 巴萊》換一個更“國際化”的名字，或許這部電影在大陸的票房就不會遭遇滑鐵盧。畢竟，它擁有一個標準商業大片所有的全部元素：英雄、對抗、華麗的視效、血脈賁張的節奏。

　　但當魏德聖走入賽德克族的深山，聆聽族人語焉不詳的口述，和一大堆歷史資料糾纏了兩年之後，卻陷入了一種沉思。

　　“我連起所有的線索，卻越來越分不清，究竟誰是對的。文明是對的嗎？守護信仰是對的嗎？反抗文明是對的嗎？”最終，當魏德聖寫出《賽德克 巴萊》的劇本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繞到了一個終極哲學命題上：“我是誰？”

　　於是，他用心拍了一個驕傲的電影。他讓看電影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爆米花，跟莫那 魯道、花岡二郎們一起痛苦地思索：我是誰？我該怎麼做？

　　或許因為這點思索的糾結，讓魏德聖丟掉了大陸的龐大市場。因為，多數人進電影院，不是來深邃的。大多數人，寧可被無腦弱智的電影羞辱智商，然後快意吐槽。第二天又得面對飛漲的物價，思考著如何賺更多的錢，或嫁個有錢人。

　　相比之下，魏德聖們更有自我審視的從容心態。

　　也許是因為，他們已經浮躁過，迷失過，被衝擊過。

　　魏德聖看過台灣電影的輝煌時代的尾巴，然後目睹“垮掉的二十年”，再然後，絕處逢生，“像在爛水溝裏開出了一朵花。”

　　這是一抹足以燎原的絢爛。

　　於是，在莫那 魯道和魏德聖的捍衛當中，我們試圖談談台灣作家對過往以及其對自我影響的追尋，還有已然被視為日常的淡然。

　　拆除舊屋、拓寬道路，城市化中鄉村面目全非。這是台灣作家詹宏志的所見所聞。只是，如他，在轟然的變革中，人們尚且願意去看看自己內心我是誰，並且“一直保持著對傳統文化的尊敬之心”。

　　所以，不少台灣的年輕人，可以因為喜歡畫畫而學美術，為了旅遊而到大陸留學，為了積累人生經歷而去打工……

　　不過，這樣的生活，對我們的年輕人而言，尚有些距離。 本報記者 鄭琳

　　作者：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