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 鄭彪 著中國經濟出版社

　　作者近年來致力於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主張創建中國版地緣政治學。他認為，對西方“文明衝突”理論的地緣政治目的缺乏警惕，理論上缺乏認識，實踐上應對不力，是發展中國家諸多挫折的一個重要原因。

　　該書截稿于2011年6月，大半年來國際國內形勢發展很快，驗證了本書的基本觀點。

　　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環境下，改善中美關係成為尼克松政府對蘇政策的關鍵因素。

　　中國領導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對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們和尼克松一樣，認為傳統的議程是次要的，最要緊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

　　基於這些原因，中美對話初期階段主要集中在協調觀念與基本方法上。毛澤東、周恩來與日後的鄧小平，都不簡單。毛澤東是有遠見的、冷靜的革命領袖；周恩來是高傲、有魅力、幹練的行政主管；鄧小平則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這三個人反映出的是古老中國經驗的精華，能夠分辨何者應該堅持，何時應權變。

　　他們的談判作風與蘇聯領導人大異其趣。蘇聯的外交官幾乎絕口不談觀念問題，他們的戰術是，選定莫斯科當下關切的一個問題，糾纏不休，旨在令對手疲乏而不是被説服，而獲致一項決議。蘇聯談判代表的堅持與死硬，強調蘇共政治局的一致意見，反映出其紀律嚴酷，也透露出蘇聯政治的內部張力，把政策變成累死人的零售叫賣，葛羅米柯就是這一派人士的典型。

　　中國領導人代表著在感情上遠為安全的社會。他們比較不在意計較小地方，而著重建立信心。

　　我在和周恩來起草上海公報時，一度建議拿掉中方版本中一句話，換上美方版本，可又擔心周恩來可能反對它。他説：“這樣子談不出結果的。如果你能説服我，為什麼我們的字句不妥，我就聽你的。”

　　周恩來的態度裏不是出於抽象地表示善意，而是因為他確實把握住長期的優先秩序。

　　1972年2月，尼克松簽署上海公報，替未來十年的中美關係提供藍圖。上海公報有個破天荒的特徵：它有一半以上是雙方各自表述在意識形態、國際事務、越南和台灣問題上面的不同觀點。奇妙的是，雙方見解不一的部分卻給雙方有同感的主題，賦予重要意義。

　　上海公報及促成公報之外交折中，誇大一點來説，使得尼克松政府能夠建立嶄新的和平架構。美國一公佈對中國開放，國際關係的模式就起了戲劇性大變化。日後，西方國家常稱美國的對華關係是“打中國牌”，仿佛中國領導人之政策，可以在華府設計似的。事實上，“中國牌”從來不曾打過，也不存在。美國政策的作用是，建立一個架構，在國家利益相合時能夠彼此支持。

　　（文/基辛格，摘編自《大外交》）

　　文字整理：肖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