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來自巴西的mozer在東莞人世博廣場，看到兩個小偷把手伸向一女子的揹包時，mozer用雨傘拍打小偷的手臂兩次讓小偷停止了偷竊，小偷轉過來追打mozer。現場數十人圍觀，但無人援手。昨日下午，有關方面向他頒發了見義勇為獎金5萬元。但mozer説，沒有任何人幫他讓他覺得很不正常。

　　在“彭宇案”發生之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便在助人為樂上上演，“圍觀”、“繞道走”、“扶不起”成了流行語。一旦有人敢跨越雷池一步，“許雲鶴案”、“吳俊東案”等頻發。於是，“助人反蒙冤”對國民産生了不良的心理暗示，導致“扶不起”更加流行。其背後説明，社會的信任基礎十分脆弱，一旦出現了信任危機，社會便出現原子化的個體狀態，明哲保身、自私自利便成了人本能的第一選擇。於是，13億人扶不起一個摔倒的老人，成了社會的悲哀。

　　而今，見義勇為的老外被小偷追打，現場數十人圍觀，自然會讓他覺得“很不正常”。因為我們這個社會需要互相幫助，只有大家互相幫助，才能讓小偷意識到行竊犯罪是要付出代價的，才能震懾住小偷。可惜，現實情況恰恰相反，怎麼不令老外失望呢？殊不知，老外的失望，更是對國民的譏諷與鞭撻。

　　當然，見義勇為，本身就會給當事人帶來巨大的經濟風險和生命風險，實現必要的防備是必要的。淮安賣豆餅的老太撿到錢歸還失主，反被失主告上法院；揚州女孩扶起被撞倒的老太，反被誣陷為撞人的人。她們需要洗脫“罪名”，需要證明。於是，人們感到：做好事多難，難的不是自己出力吃虧，關鍵是得不到社會的認可，甚至反被訛詐而惹上官司賠錢，這不僅是對做好事的打擊，更是揭了文明法治社會的傷疤，讓國民蒙羞。

　　事實上，國民的道德觀和性本善向來是受人尊敬的。張愛玲的小説《半生緣》中窮人出身的金芳夫婦和魯迅筆下的那個車夫們的善舉，足以讓我們認同。現實生活中的“合肥老太”家人四度拒絕車主賠償，他們説的“人家也是做好事，要了他們錢，一輩子良心都過意不去。”“不能為了錢賣了良心，好人應該有好報。”雖只是短短的兩句話，卻扶起了良知和正義。看來，要想解老外的“圍觀困惑”，不僅需要喚醒國民的道德良知，讓大多數國民的血管裏流著“道德的血液”，而且還需要用法治來救贖道德，用道德和良知來評判司法的公正，以期達到醫治“圍觀病”的基準，從而在社會上營造一種“以冷漠為恥，以助人為榮；以訛詐為恥，以感恩為榮”的良好氛圍，真正用溫暖喚醒冷漠，用愛心融化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