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東莞一女子被小偷偷包，一巴西籍男子出手阻止，不料遭小偷團夥報復群毆。其間，數十名路人在現場，沒人設法施救。事後警方深入調查，將其中兩名犯罪嫌疑人抓捕歸案。昨日，該巴西籍男子獲頒見義勇為證書，以及5萬元獎金。

　　喜歡圍觀，似乎是國人的一大“癖好”。對於國人這種劣根性，魯迅先生在其名著《藥》中，早就有過深刻的撻伐。而東莞日前發生的“老外施救，國人圍觀”事件，無疑向世人再次提供了一個鮮活例證。

　　應當説，相較“都隨身帶刀”且“有十來個人”的小偷團夥，路人雖然人數眾多但實際上處於弱勢——每個在場者實際上處於原子化的孤島狀態，其力量自然是分散而微弱的，也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聚合與小偷團夥相抗衡。但，這並不能成為路人集體沉默而卸責的理由，原因很簡單：儘管面對強大的小偷團夥，要求現場者挺身而出或許不太現實，但偷偷地打個報警電話，該不是什麼難事吧。

　　不過，對於現場圍觀的國人，顯然不能就此斷言他們是“道德冷漠者”。如果能對現場者做一個人格調查，相信絕大多數人都可以稱得上是好公民、好父母、好兒女、好員工、好同事。顯然，人類固然有趨利避害的人性弱點，但也有愛人助人的美好訴求，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偉大的愛心理當有更偉大的力量，突破自顧自利的藩籬。由是，不禁要問：到底是什麼阻止了國人出手相助、甚至打個報警電話的善良衝動？

　　小偷之所以敢於瘋狂作案，固然有利用人們怕打擊報復的趨利心理，但更多的源於這樣一種現實：由於小偷流動性大，不易被抓獲，即使被抓也只能認定現場查獲的贓物；而現行法規對小偷的懲治也多以拘留或管制了事，因而很難對小偷産生足夠的威懾力。

　　此外，由於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也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公眾見義勇為的力量。現實中，“英雄流血又流淚”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公眾見義勇為的積極性，並進而加劇了人們的不安全感。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抓小偷被打擊報復後，如果小偷未抓到，受害人該找誰負責？正是此類問題讓人們在面對小偷時，不得不做出理性的利益權衡。

　　可見，執法者欠作為、小偷違法成本低，以及社會保障機制缺失，為小偷團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公眾原有的那一點點良善的衝動，漸漸消弭或收斂，以致變得麻木世故、膽小怕事，不敢再多管閒事。進而言之，從兩名城管所謂“事發地不在其管轄範圍”的驕矜與漠視，以及本案所呈現的地域治理生態中，可以窺見一個時代世風喪亂的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