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條“濟南城管下跪勸商販”的微博引起輿論關注。在對佔道經營的商販進行清理的過程中，一位叫楊珂的城管與女商販發上爭執。爭執中女商販抱著孩子下跪，楊珂見狀也向女商販跪了下去。事後楊珂稱，自己承受不起，只能“下跪還禮”。（5月6日《齊魯晚報》）

　　“商販下跪，城管下跪還禮”，如此場景讓人心酸也倍感溫情。近年來，城管執法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各種暴力執法或遭遇暴力抗法的報道不斷見諸媒體，城管儼然成了暴力執法的代名詞，在一片指責中聲名狼藉。城管的形象再也傷不起。慶倖的是，下跪的楊珂拾起了城管本應有的顏面柔情執法，平等對話。

　　古人也有“下跪還禮”之説，蘊含“相互敬畏”之意。在這起“城管下跪勸商販”事件中，雙方以禮儀、平等的方式化解矛盾，避免衝突。值得讚許。但諸如“下跪執法”“女性溫柔執法”等舉措，也只能是止一時之癢。況且期待個體道德素養的自省與救贖，用“強者示弱”的邏輯來感悟“弱者”進而化解矛盾，有太多的偶然因素。這並不靠譜。

　　不是所有的商販在面對城管執法時都會選擇抱著孩子下跪，也不是每一個城管都沒有“匪氣”，都能“下跪還禮”。城管與商販互跪有著太多的偶然因素與情景限制，很難被複製。即便每次都能被媒體曝光出來，除了吸引公眾眼球徒增同情與矯情表彰個體操行之外，無助於底層弱勢群體生計的解決，無益於流動商販和城管之間矛盾的調和。更與城市文明相悖。

　　不可否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流動商販與城管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但也並非無法調和。問題的癥結在於：一方是迫於生存壓力，另一方則因城市管理職責所繫。彼此都不容易。然而如何在規範城市秩序與保障商販最基本的謀生權利之間求得平衡，這不僅需要有關部門的城市管理智慧，更須呼喚民生情懷的回歸。而香港的“小販發牌制度”就值得借鑒按街區交通情況及市民需要進行測算，確定固定攤位和流動攤位數目，頒發固定牌照和流動牌照。

　　誠然，現階段要真正破解城市秩序管理難題並不容易，這也註定城市管理者不得不面對執法之困。然而困境的化解僅靠城管人員“下跪還禮”式柔情執法遠遠不夠，更須制度給力。在社會治理與制度設計範疇內，充分考慮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尤其針對底層弱勢群體；充分保障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尤其是尊重與保護小商販的生計模式；加強城管執法的監督力度，提高“暴力執法”的懲罰成本。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讓每一個人都活得有尊嚴，讓每一個人都活得體面”，正如崔永元所説，“這個國家一定很體面”。這才是城市發展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