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故宮的還給故宮”，這句話聽上去拗口，卻是近十年來故宮不斷推進的一項艱苦工作。故宮博物院新院長單霽翔表示，到2016年，要將所有辦公場所遷出故宮紅墻，同時輔以古建築修繕、改造，屆時故宮的開放面積可從目前的45%增加到76%。這項舉措要啃的最硬的一塊骨頭，當數那些佔用故宮古建築多年的外單位。

　　故宮“收復”被佔用的古建築，復歸原貌，並擴大向公眾開放的面積，令人欣喜。這樣做，是回歸到了文物保護的正途上——首先是保護，其次是共享。

　　包括故宮在內的古建築，具有公共屬性，是國人的共同財富，任何人都沒有隨意支配的權力。然而，古建築被佔用的情況並不少見。以擁有大量古建築的首都北京為例，根據北京市文物局提供的資料，現存3500項不可移動文物中，有60%被不合理佔用。

　　出現這種情況，很多是由於歷史原因，例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需要大量辦公用房。據調查，古建築被佔用，相當多是經過審批同意的，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這種“合法”性，加大了“收復”古建築的難度，非常不利於古建築的保護。很多佔用單位一方面不重視文物保護，導致古建築受損嚴重，另一方面又因為部門利益作祟，遲遲不願騰退。建立一種有效的騰退機制，十分迫切。

　　橫亙在古建築保護面前的，不只有歷史遺留問題，還有商業利益的裹挾。文保單位讓位房地産開發，變身別墅、餐廳、會所的現象並非個別。在使用中保護，本是一種進步的文物保護理念，我國文物保護法也規定對文物可以“合理利用”，但由於缺乏具體標準和嚴格監管，“合理利用”往往在現實中走樣。一些佔用古建築的房地産開發商表示，“只要大體結構不破壞就行，至於雕刻、石碑、浮繪等附屬物，也只能拆掉、移動或更換。”而本該是公共文化資源的古建築一旦成為私人經營場所，普通人想要一睹真容，往往被擋在高消費的門檻之外。追究古建築外租的原因，有些是管理部門承擔不起維護成本，有些則是濫用公權、私相授受了。

　　除了古建築，本該姓“公”卻被少數人佔用的，還有風景名勝，比如侵佔景區搞房地産開發的。所以，完善文物保護法規，加大對基層文保工作的資金投入，從考核上鼓勵文物保護，同時依法懲處瀆職行為，這些都是少不了的工作。

　　不是沒有正面例子。杭州西湖周邊，也曾被大面積佔用，不少住家和單位都有來頭和背景，從1983年開始“拆墻”，到2003年沿湖所有綠地和面積全部免費開放，杭州得以實現“還湖於民”。

　　文物古建、風景名勝具有公共屬性，不是任人侵佔的“唐僧肉”。這一觀念應逐步深入人心，尤其應被手握公權力者認同。故宮正在逐漸“收復失地”，更要讓這種“收復”以及後續保護更有普遍性、長效性。難啃的硬骨頭，並非啃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