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核心利益、真實關切已經不止一次對外傳遞，因此，無論從近期事件還是長遠共存的角度看，戰略釋疑的責任，主要在美方。

　　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今天在北京舉行。這是中美高層對話機制在關鍵時期的一次關鍵對話，其意義要超過以往任何一次。

　　首輪對話搭建了中美戰略磋商的平臺，第二、三輪對話偏向於經濟議題，而這一次對話，則是戰略在前，經濟在後。雙方的高層對話能否有效解決雙方存在著的顯性和隱性問題，將驗證中美對話機制的“戰略性”含量。

　　此次對話之所以關鍵，與中國最近遭遇的地緣政治挑戰不無關聯。而在具體的挑戰背後，無不閃現著美國的身影。比如，持續超過兩周的南海黃岩島對峙事件，儘管屬於中菲雙邊關係範圍的波動，但是，菲方將爭議“國際化”的企圖則會導致事件的複雜化，而所謂的“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介入合法化”。

　　又如，4月底美日發表了16年以來的第三份聯合聲明《面向未來的共同藍圖》，在這份被稱作“確定今後幾十年亞太秩序的文件”中，美國直言不諱地提出要“主導亞洲太平洋地區”，而中國則要“遵守規則”。

　　中美的戰略合作正呈現出奇怪的矛盾之處。一方面，中美在經貿方面的合作處於最高水平，而在全球戰略事務方面的合作水平低於經貿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戰略事務方面的合作，核不擴散等領域的合作水平又高於雙方在亞太事務上的合作水平。簡言之，越是離中國家門口近，中美合作就越是不順暢，模糊面積就越大。這不能不令人産生疑問：中美合作，究竟是戰略性的，還是戰術性的；是著眼于功利的，還是面向未來的。

　　必須看到，鋻於中美的經濟和政治分量，雙方長久以來存在的戰略模糊性所帶來的隱患，不僅對於中美雙方具有危險性，對於全球也是如此。肩負國際義務的責任感，中美雙方就必須消除戰略疑問，在一個可預期、有底線、能兼容的情境中，解決問題，實現共贏。中國的核心利益、真實關切已經不止一次對外傳遞，因此，無論從近期事件還是長遠共存的角度看，戰略釋疑的責任，主要在美方。

　　美國高層訪華前夕，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和財政部長蓋特納都表示：“希望在一些關鍵事情上取得進展。”戰略層面的關鍵事情包括外交政策、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經濟層面的關鍵事情指“中國加快銀行系統改革”和“進一步向美國市場開放”等具體要求。美國既希望在傳統的全球性事務中得到中國更多的合作，也希望在中國啟動的新一輪金融領域改革中佔據市場先機。

　　無論中美高層對話要談多少議題，如何增進戰略互信，仍是首要任務。就當下而言，在美國經濟已經出現實質性復蘇跡象之後，實際上中美經貿領域的老話題敏感性已經下降，而戰略信任度的敏感性則在急劇上升。這是美國應當回答的考題。即使大選年因素決定了美國戰略模糊的客觀性，也不能對此拒而不答。畢竟，戰略互信是戰略合作的基石。

　　□徐立凡（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