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銀川３月１６日專電（新華社記者于瑤、張欽）寧夏銀川市為緩解日益突出的“打車難”，日前召開出租車運價調整聽證會，擬將出租車運營價格提高４０％至６０％。銀川市現有５００６輛出租車，萬人擁有量甚至高於北京、上海，為何還存在比較嚴重的“打車難”？消費者、出租車司機以及專家學者還發出這樣的疑問：漲價後打車就不難了嗎？出租車行業中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漲價後能得到調整嗎？新華社記者對此展開了調查。

　　打車難：出租車業大眾化，還是公共交通滯後？

　　打車難已不再是大城市獨有的城市病。在銀川這樣的三線城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道路資源與快速增長的交通需求不相適應，如今打車也是“難”字當頭。

　　就在七八年前，銀川市還是幾輛出租車搶著拉一個人，如今則是幾個人搶一輛出租車。有人甚至為搶車還大打出手。“在上下班高峰期或是節假日，等半個小時或者１個小時打車是家常便飯。”銀川市民劉汀説。記者也曾有站在路邊招手兩個小時卻打不到出租車的尷尬。

　　一些業內人士分析，出租車業已不再是少數高收入人群的專利，而是進入了大眾消費時代。劉汀就告訴記者，雖然出租車不好打，可還是習慣於打車上下班、外出辦事、購物遊玩，原因是銀川市出租車起步價僅５元，而且１０年未調整，很多市民已經把“５元”的低價出租車當成了首選交通工具，出門寧願打車也不願坐公交車。

　　但有人卻不以為然，認為造成“打車難”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市民需求增加，實際上是公共交通供給不足。銀川市客運管理處副處長田新平説，體現出租車和公交車功能定位不同的明顯標誌就是價格差，但由於“５元制”出租車的長期存在，導致出租車的需求量過於旺盛，出租車和公交車的功能定位已發生偏差，打車已經成為相當大眾化的出行方式。

　　據自治區交通廳運輸處處長安家明介紹，銀川市公共交通車共有１３６７輛，每萬人擁有公交車１２．４輛，日均客運量５５萬人次，而銀川市共有出租車５００６輛，每萬人擁有出租車４０輛，日均客運量５０萬人次。

　　實際上，銀川市“打車難”也並非在各個時段都存在，而是一種結構性“打車難”，折射出公共通勤交通乏力的問題。也就是説，一天之中很多時間段裏出租車的空駛率仍不低。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張曉萌説，“打車難”僅僅是在特殊時段、特殊地段出現的特殊現象，並非常態化，這也是在城市交通中不可規避的現象。因此，在評估“打車難”、優化出租車營運效率上，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破解“打車難”能否一漲了之？

　　銀川市３月６日召開出租車運價調整方案聽證會，近期引發持續的爭論。按照聽證會擬訂的方案，銀川市出租車起步價將從目前的５元上調到７元或８元，同時縮短等時，提高等時計價頻次。據測算，出租車營運價格將會上漲４０％至６０％，市民單次打車費用平均增加３．５元至４元。

　　儘管在２７名聽證會代表中只有１人明確反對漲價，但當地網絡論壇、微博上的聲音，大多卻是反對“漲”聲。

　　贊成漲價者認為，車用天然氣價格即將上調，出租車運價也應相應調整，借助價格杠桿也可緩解日益突出的“打車難”問題。

　　銀川市人大代表侯健説，銀川出租車長期實行的５元起步價，低於周邊城市。近兩年物價普遍上漲，出租車司機的利潤空間收窄，實際收入降低。調高起步價，有利於分流客流，緩解打車難。

　　參加聽證會的消費者代表崔彥斌則認為出租車運價上調幅度過大，應當微調。他説，今年國家要把ＣＰＩ漲幅控制在４％以內。而兩套方案擬訂的運價漲幅高達４０％至６０％，調整幅度過大，與目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相違背，也增加了群眾出行的負擔。

　　張曉萌擔心，運價上調後，“打車難”仍然會存在。“打車難”的本質是出行難，出行難的癥結在於城市公交不發達，如果城市公交運力沒有明顯增加，人們也只好硬著頭皮繼續忍受“打車難”。

　　安家明認為，通過價格杠桿分流出租車客流，還應有完整的配套措施。通過加大大容量的快速公交系統，大力發展公共通勤交通，吸引更多的人選擇公交出行。

　　一些市民則認為，不能把天然氣漲價的負擔隨手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應採取政府給予補貼、出租車公司降低管理費用等讓利措施綜合解決，以緩解即將提高的氣價對出租車行業的影響，確保出租車行業穩定。

　　出租車業告別“天然氣紅利時代”，如何防止一漲再漲？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一些學者和出租車業內人士認為，國家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已經開始試點，油氣價格比勢將調整，一些地方曾經通過“油改氣”降低成本的出租車行業，將告別“天然氣低價紅利”時代，普遍面臨成本上升、利潤下降等問題。應當採取綜合措施，防止出租車業因此陷入“一漲再漲”的怪圈。

　　張曉萌認為，出租車運價顯然不能因車用天然氣價格漲落而頻繁調整。長遠的舉措在於，推進出租車行業內部的利益分配機制改革，使出租車利潤分配從向資本所有者傾斜逐步轉為向勞動所有者傾斜。

　　據了解，銀川市出租車利潤率維持較高水平，過去三年最高利潤率一度達到４４．９９％。但與此同時，一線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卻比較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的月收入分別為１９５３．８７元、２１３５元和２９４８．８２元。

　　事實上，銀川市不少出租車司機也擔心，運價調高後，打車的人數肯定會下降，而車主又可能會提高“份子錢”，一線司機收入反而會減少。

　　一些人士擔心，出租車行業利益分配不均衡還助推了“黑出租”的氾濫，一些正規司機開始變成“黑司機”。銀川市出租車司機張建富説，銀川市出租車號牌價格已經從２００８年的不到２０萬元漲到近７０萬元，新車主為了儘早收回成本，相應提高“份子錢”，有的新車日租金達到２３０元。面對上漲的“份子錢”，一線司機跳槽，甚至改開黑車。他的兩位出租車司機好友，最近都不開出租了。

　　有學者認為，如果出租車運價上調後不相應地開展行業內部的利益分配機制改革，如果整頓“黑出租”市場的力度不大，出租車業的“招工難”短期內難以改變，也會有更多車輛變身“黑出租”，以較低的價格與正規出租車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