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紐邁律師事務所律師/方正宇

　　“來人啊，大刑伺候！”這是電視劇中“包青天”經常使用的一句臺詞。可見自古以來，國人就習慣於接受針對“犯人”進行逼供的行事準則。但如今隨著謝亞龍案傳出了遭遇刑訊逼供的單方面説法，也讓無數人開始重新反思有關刑訊逼供的問題。

　　是否允許在辦案過程中使用刑訊逼供，歸根結底在於“法治”和“人治”的區別。在“人治”的思維模式中，願意相信每一個執法者都是“包青天”，於是允許他們採取特殊手段去對待那些被主觀認定為“犯人”的對象。但是在“法治”的概念中，並不存在任何一個永不犯錯的“包青天”，更不會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將任何人視為“犯人”，所以會制定一系列嚴格到近乎苛刻的規則，來限制執法者使用暴力，從而確保所有人包括那些嫌疑對象也能獲得最基本的權利保障。

　　事實上，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早已明文禁止在辦案過程中使用刑訊逼供的手段。比如《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法律的規定很明確，可現實情況又是如何呢？對於謝亞龍案中到底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行為，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也不能妄加判斷。但至少從近年來媒體報道的內容來看，的確在某些案件中存在著刑訊逼供的行為，甚至形成了“屈打成招”的結果。可見法律關於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在實踐中未必能夠得到百分之百的貫徹。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對於刑訊逼供行為的推崇，甚至在公眾中間也頗有市場。比如針對謝亞龍宣稱自己遭遇刑訊逼供這件事，網絡上又習慣性地出現了無數調侃文字，包括戲稱這可能是球迷所為，以形成對於謝亞龍無能管理的一種懲戒。

　　在看似笑話的背後，卻反映出公眾在法治觀念方面的缺失。如果説，我們可以由於個人好惡來縱容對於某些特定對象實施刑訊逼供，那麼，又如何保證我們自己不成為下一個由於被厭惡而經歷類似遭遇的對象？

　　再進一步地思考，中國足球淪落至今天這步田地，難道僅僅是因為某些管理者乃至從業人員在道德上出現了問題？還是説整個環境都存在著一種漠視“明規則”信奉“潛規則”的氣氛？足協不能維護公正、裁判不能保持中立乃至球員不能盡忠職守，本質上是否都因為缺少了對於遊戲規則乃至法治精神的敬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本次系列庭審的價值，或許並不在於揪出多少“貪官”，也不在於處理多少“黑哨”。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於如何透過中國足球的種種亂象，意識到由於缺乏法治精神所帶來的巨大危害，進而讓人將此思路適用於更廣泛的社會範圍，摒棄那些或曾約定俗成卻已不適應法治社會的舊有觀念。來源東方體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