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我對鄂爾多斯進行初步研究後，認為該地是“率先進行金融改革試點的絕佳之地”。

　　今年3月底，國務院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較明確地表示了對民間金融的“鬆綁”意向，由此，我更希望鄂爾多斯列入金融改革試點地區名單。

　　鄂爾多斯人口基數比溫州小得多，但參與民間信貸的民間資本超過溫州。據人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監測分析，當前溫州民間借貸規模在1100億元左右；據高和投資聯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去年的保守估算，鄂爾多斯匯集在民間金融系統的資金量至少在2000億元以上，當地民間金融系統規模則已遠遠超過當地銀行存款存量規模。而鄂市參與民間信貸的資本量，並非集中于當地少數人群，其居民參與民間信貸活動的比例，或為全國第一。

　　説鄂爾多斯“全民放貸”，並無多少誇張。據鄂爾多斯人行和統計部門的調查，有50%以上的人參與了民間借貸，顯然，這些人都是有責任能力的成人，參與者還代表著另外的部分人口。難怪警方人士説“這種事情太多了，如果每個人都自首的話，豈不要再蓋20個監獄？” 也不難理解當地存在這種傳言：鄂市官方對上級彙報稱“非法融資在鄂爾多斯是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不能按照其他地方處理”。

　　鄂爾多斯在金融、經濟等層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主要有四點值得一説。

　　其一，若論誠實守信，罕有比鄂爾多斯更好的地區。民間金融活動之所以發達，之所以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和當地的醇厚民風與優秀的商業文化密不可分。此地民間信貸的重要特點，即以親友、熟人之間的信任關係為依託，以親緣、地緣為紐帶。這種特點，多年來讓這個民間資本聚集地保持著極為難得的“樸實信任”的氛圍，也有效地限制了借貸活動的風險擴散。

　　其二，當地許多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普通居民多年參與民間金融活動，社會心理在這領域趨向穩健與成熟。

　　其三，國有金融業在當地實際上不具壟斷地位，金融試點無論成敗均無關所謂的“國家金融安全”。有調研機構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託投資産品，均在鄂爾多斯遭到冷遇”，“高達2643億元的GDP所對應的各金融機構存貸款餘額卻只有1332.9億元”，此“國弱民強”的態勢，顯然是金融試點的利好因素。

　　其四，鄂爾多斯資本豐厚的成因主要為豐富資源加藏富於民，發展實體經濟的環境與條件好于絕大多數地區，而居民與資本的投機性卻低於其他發達地區。

　　民間資本並不是沒有問題，地方政府的管理也不是沒有問題，但作為試點，本身就不是一種完美狀態，試驗，也允許試錯。

　　無論在經濟與民生方面能找出多少有利於試點的理由，我仍舊堅持“法的理由”首當其衝。懸在很多地方頭上的“非法集資”之劍，遏阻了民間資本的活力，試點背後，實質上是法律理念的變更與調整在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