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華

　　我和我的愛人在社會上幹了這麼多的好事，為救月月獻出我們的愛心，為東大學生姚函再次獻出我們的愛心。但是，你們媒體肯定了我們的事跡，可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單位承認我們，不要談什麼獎金，連一本榮譽證書也沒有見到，又從何稱得起“最美環衛工”，那不是一句空話嗎？我們還不如一個“掏溝婆”。讓我們如何繼續發揚我們的成績？(4月24日《現代快報》)。

　　早在2010年有媒體報道，連雲港82歲的孫老伯在晨練時，剛好遇到同是晨練的57歲的何大媽一頭栽進了荷花池，孫老伯奮不顧身跳下去將何大媽救起，大媽心存感激，打算登門道謝，卻被老伯要求找電視臺報社，宣傳一下他的行為。很多人包括被救大媽的女兒都表示不解，但孫老伯卻説，“我是退役軍人，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現在每月七七八八加起來收入過萬，你説我還需要什麼財？她(指被救人)説要登門謝我，肯定是要帶點禮物送過來，説實話，我不需要。”由此可見，老人説的很明白，他不需要物質和名義上的感謝，他有國家給的豐厚待遇，“風燭殘年”更不需要再有什麼“英名”，而是一種心底的呼喚，呼喚社會道德和正義的回歸。

　　時間過了兩年，稍微留心一下就不能發現，媒體對公民做好人好事或見義勇為的報道已經悄悄的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篇幅上擴大許多，密度也相應增多，這一方面説明我們社會風氣正在快速改善，更説明媒體對社會責任的擔當，及主流價值觀的弘揚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及時報道社會上發生的好人好事，對改善社會風氣固然作用非常，但政府的及時認可和表彰卻是不可或缺，不僅可以讓被表彰者産生強烈的自豪感，也會對社會正氣的形成産生無可替代的引導作用。

　　如果説兩年前孫老伯的見義勇為要求媒體給予報道，是呼喚社會正義道德的回歸，那麼，今天環衛工要求政府對自己善舉的認可和表彰更像是一份“代表議案”，也是對政府表彰機制的滯後提出了一項最中肯的建議。

　　確實，很多人做好事未必就是求得表彰和回報，但這並不是説做好人好事就不需要表彰和回報，特別是對於政府而言，對公民的某項行為給予認可和表彰，不僅對社會能起到極大的鼓勵效果，也是從法律制度上對公民受表彰的行為給予充分肯定，然事實上政府對社會中出現的好人好事表彰遲緩，或是缺乏相應的表彰機制也不能不説是一種缺憾，就是論事而言，“最美環衛工”沈現臺做了很多善舉，多次被媒體報道，而在沈現臺的心目中，這些報道既讓他名聲遠揚，同樣也給他帶來了很多壓力，但在政府的眼裏自己的行為究竟如何，“最美環衛工”心裏卻沒底，對於一位普通百姓來説，政府的肯定與贊同在心裏處於的位置，無疑高於一切，這也就是為什麼沈現臺就想獲得政府哪怕就是一張獎狀。

　　筆者認為，對於公民的善舉，除了媒體給予報道宣傳之外，政府部門應當及時的給予認定，並採取適當方式給予表彰認可，更應當形成一套長期的表彰機制，儘管某些善舉未必能夠達到地方表彰標準，但政府對好人好事的認可和適時的表揚，對促進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無疑會産生非常顯著的效果。(四川新聞網太陽鳥時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