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保基金是參保者共同籌集來看病的，還不富裕，預防疾病的資金似乎不應從中開支，而應從公共衛生或疾病控制的專項經費中開支。藥物戒煙，可由煙民和政府共同負擔。

　　近日，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出席一個研討會時表示，“將通過深化醫改為控煙助力，逐步把戒煙諮詢和藥物納入基本醫保，基本藥物目錄也將添加相關藥品。”戒煙藥物要不要納入基本醫保，引起了輿論的關注。

　　有研究表明：中國每年死於與煙草相關疾病的有100萬人；如果控煙不成功，這個數字到2020年將增加到200萬人。在今後50年中，將有1億人死於與煙草相關的疾病。如果從這些統計數字出發，將戒煙作為對與煙草相關疾病的預防措施，可能是有道理的。

　　但是，用醫保的經費來幫助戒煙並不妥當。這樣説：基於以下幾點理由：

　　一是醫療保險基金是參保者共同籌集來“看病”的，而且並不富裕，“防病”的資金似乎不應該從醫保基金中開支，而應該從公共衛生或疾病控制的專項經費中開支。

　　二是中國的城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有一個特殊的國情，就是這項制度是在政府不做“第三個確保”的前提下建立的。這意味著在城市職工醫保中，政府並沒有投入。所以用這筆基金來作預防，似乎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不相契合之處。説這些，主要想指出，不要隨意搬用“國際經驗”。

　　三是在醫療保障制度覆蓋全民後，面對2.7億煙民的“醫保戒煙”，是否能夠承受？就算所有的人都一次就能戒除，那麼2.7億人以每人3000元計算，便要8100億元。人保部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2010年，全年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應該是包括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總收入是4309億元，支出3538億元。

　　當然，應該肯定和鼓勵衛生部門堅決控煙的決心，但相關的政策是否能夠這樣設計──

　　藥物戒煙，可以由煙民和政府共同負擔。治療費用中，由煙民自己支付三分之二──即使只算經濟賬，這筆費用相比戒煙後省下的買煙錢其實是“小巫”、“大巫”的差別，而且戒得越早越划算；政府從公共衛生開支中補貼三分之一──中國煙民多，與政府控煙不力相關，所以政府必須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再説這對國際社會及已經承諾履約責任也是一個交代。

　　以上政策設計還要與控煙結合起來，首先要使中國的煙民不再增加。然後作一個計劃，分期分批地幫助煙民藥物戒煙。譬如用10年時間，將煙民減少70%，也就是減少1.9億人，總共1900萬。以每人補貼1000元計算，每年190億。

　　最終，這樣的政策措施可能會導致煙草稅收銳減。但其中的一部分“損失”，可以轉移到最頑固的煙民頭上；另一部分“損失”，則可以從煙民身體狀況改善而少花的日常醫療費用中得到補償；要是仍有差距，那就算政府對國家、對人民乃至對全世界作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