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勤

　　經過不到一個月的醞釀，世行最終敲定美國提名的候選人金墉為新行長，這一結局並不讓人意外，從金墉被提名之初就已“註定”。但回顧本次行長遴選過程，世行近70年的“履歷”中還是留下了時代印跡。

　　從最初提名看，發展中國家此次首度“問鼎”世行，推舉自己的候選人，從而形成發展中國家候選人與發達國家候選人同臺競爭的格局，這是世行有史以來第一次打破發達國家包攬人選的局面，從中也折射出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消長。

　　再看最終結果，儘管美國人金墉不出所料被“欽點”為新行長，但他並未盡得“萬千寵愛”。按照路透社的説法，世行執行董事會這次沒有就最終人選達成一致。新興經濟體中，巴西和南非支持另一位候選人、尼日利亞財長奧孔喬─伊韋拉。這也是過去遴選結果中不曾出現過的一幕。

　　就説金墉本人，雖然不脫美國人身份，但其亞裔血統、醫學背景以及在世衛工作的經歷，至少改變了歷任世行行長為“非富即貴”的白種人壟斷的慣例，體現了全球化色彩。

　　從上述新氣象中也許不難理解世行在宣佈新行長後的一番得意自詡：今年3名候選人的參與使得對世行行長角色以及世行今後發展方向的探討變得更為豐富。只是，在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呼聲高漲的當下，“豐富”不應僅僅停留在形式的多樣性上，更應體現于規則制定的開放性而非固守陳規，只限于幾個玩家的“遊戲”。

　　比如，世行由美國人包攬、IMF由歐洲人把持的“潛規則”何時能變？眾所週知，世行行長任命的最終決定權實質掌控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其中，美國、日本、法國又分別以15.85%、6.84%和3.75%的投票權擁有強大話語權，美國甚至還有一票否決的“特權”。

　　比如，遴選過程何時更加公開透明？面試候選人是每次世行行長遴選中的必要環節，但面試過程從未對外公開過，這一次亦不例外。面試官問了哪些問題，應試者如何作答，外界並不知情。這種封閉式的運作如何保證遴選的客觀公正？又如何能證明世行真的兌現了選前作出的“擇優選取”、“唯才是舉”的承諾？難怪奧孔喬─伊韋拉在結果公佈後認定，行長遴選沒有秉持擇優原則。

　　《華盛頓郵報》曾指出，世界銀行是一個在全球化經濟中職責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的機構。隨著世界日益走向多極化，世行未來所面臨的不僅是自身定位的問題，在處理全球事務時，世行更需學會如何平衡多方利益。這些無疑使世行需要變革陳規舊例以適應時勢發展。金墉當選後表示，世行將高效回應各成員國的多樣化需求，為推動全球經濟持續增長提供更強有力支持，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但願，作為一位已被烙上“突破”印記的新行長，金墉未來能為全球發展、為世行改革開出良方，帶來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