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東莞男子蔣某軍被一輛麵包車撞傷，不省人事，肇事司機逃逸。鳳崗公安分局局長羅建軍路過事發現場，指揮同行民警救人並處置事故。傷者妻子張某蘭趕到現場後指責羅建軍是肇事者。在羅建軍親自督辦下，警方16小時抓獲肇事者，張某蘭對誤會感到十分懊悔。

　　傷者及時獲救、真兇迅速抓獲、誤會渙然冰釋、捐款踴躍匯集……就結局而言，這無疑讓人覺得十分圓滿。然而，回顧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又不能不説，該事件其實很讓人“捏一把汗”，其最終能獲得如此結局，委實非常僥倖。讓人不禁要問：如果主動救者沒有“公安局長”這一身份，事情將會怎樣發展、又將是怎樣的結局？

　　很明顯，在上述救人事件中，救人者的公安局長身份，事實上起到了某種“力挽狂瀾”的關鍵作用。正是因為擁有該特殊身份，在救人時，羅建軍才有資格和條件“立刻指示指揮中心調度110、120及交警大隊迅速到場救治傷者及展開事故調查”；而且，在隨後的破案過程中，也才可能發生“羅建軍親自督辦，當地交警大隊僅用16小時就確定了肇事車輛並抓獲肇事司機”，並最終徹底消除了傷者親屬的“誤會和懷疑”。

　　反過來看，如果沒有局長身份，該事件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種模樣。如傷者家屬一到現場便立刻懷疑救人者：“你就是肇事司機，不然哪有那麼好心救治傷者？”而從事後肇事真兇“無力賠償”、傷者“貧困家庭”的背景來看，即便家屬不懷疑救人者的好心，一旦真兇不能及時抓獲，反遭索賠的可能性也不容低估。

　　一個公安局長的身份，便讓所有風險均迎刃而解，既化解了救人者反遭誣陷的風險，也化解了傷者無法追賠、背負鉅額醫療費的風險。這樣的身份威力，當然讓人嘆服，這樣的行為，更令人禮讚。

　　但在嘆服、禮讚之餘，面對這樣的“救人風險”化解路徑，我們顯然有不能寄予常態的依賴和期待——豈是每個交通肇事都能如此幸運地巧遇局長，甚至會進而産生某種沮喪感：難道在今天“救人”只能是一件非局長而不能勝任、不可為之事？不然便無法做到在救人的同時也充分地確保“全身而退”？

　　就此而言，這起大團圓式的局長救人事件，其實並算不上真正的“皆大歡喜”。具體事件的喜劇性結局背後，事實上掩飾著許多相當悲劇性的現實：一方面，對普通人來説，行善、救人風險依然很大；另一方面，目前有效化解這種“救人風險”的相應制度安排，仍然還不十分給力。明乎此，相關努力就當持續深入。